政务处理

基本信息

书名：战略与管理：危机与出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作者：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内容介绍：

亚投行开局良好，创始成员国对亚投行有很大期待，而未加入国家则在冷眼旁观。亚投行本身能否取得成功，并帮助中国提升国际金融主导权和领导力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挑战也十分严峻。在此背景下，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等单位组织了一次闭门研讨会，旨在通过专家的交流与讨论集思广益，为我国政府的亚投行筹备工作提供一些专业、系统和独立的政策建议。与会专家认为，从创设亚投行的战略态势和战略前景来看，筹建亚投行是中国平行推进新国际金融秩序建设的第一步；在亚投行的规则设计上，中国可以放弃法理上的一票否决权，但是必须具有事实上的否决权；行长人选由中国人出任并非国家战略之必需，或可推荐外国资深银行家出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相辅相成，逻辑相扣，又覆盖面广，需要我们认真领会，逐步找到贯彻落实的方法和途径。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张光平先生，对我国十多年来控制腐败、依法治国、政府效能和人均收入的进展进行了国际比较，然后以2013年为起点，提出了推动“四个全面”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从而使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有具体的目标和相应的年度考核指标。这种推导方法也适用于其他领域的改革，颇具启发性。

以上只是本书部分文章的内容提要，未及介绍的其他篇章，亦有不容错过的精彩。《战略与管理》同仁愿与关注国运时局的各界朋友一道，矢志不移地去回应时代的难题，期待与您的再一次纸面相逢。

作者介绍：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是1989年6月17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注册的国家一级学术团体，是全国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荟萃了全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等各界专业学者及大批富有成果的业余理论研究者，旨在为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提供战略性决策咨询和政策建议。十余位海内外资深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外交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和实业家担任高级顾问。中战会与国内外有关政府机构、学术团体、非政府组织等建立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国际社会享有“中国的战略智囊库”之称，在民间外交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战会通过活跃的学术实践、立法提案、民间外交活动，推动了社会的改革与进步，产生的影响遍及海内外。目前，中战会在职及联络的研究人员400余人，累计重大课题130余个。

书摘正文：

危机与出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赵燕菁

引言：新常态与中等收入陷阱

对当前经济走势的判断，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有分歧的。在国际上，既有认为“中国世纪从2015年开始”(Chinese century)的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2015），也有预言“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的沈大卫（David Shambaugh，2015）。

在中国，乐观派和悲观派对趋势的解读也完全不同。林毅夫（2015）是乐观派，他认为“中国经济未来还有10年或更长时间增长8%的潜力”。理由是“人均GDP是衡量中国和发达经济体差距的标准，中国2014年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3%～14%，按照购买力也只有美国的25%左右。日本、韩国在以往发展阶段中，在追赶差距的过程中取得了8%～9%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利用后发优势也具有实现8%以上增速的潜力”。

针对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中国经济的放缓，林毅夫认为主要是由外部因素及周期性因素引起的，理由是其他国家也全面放缓，甚至比中国下滑得更严重（例如，巴西的GDP增长从2010年的7.5%下降到2011年的2.7%、2012年的0.9%；印度从10.5%下降到3.2%；韩国从2010年的6.3%降至2011的3.7%、2012年的2%；台湾从2010年的10.7%下降到2011年的4.1%和2012年的1.3%，新加坡从2010年的14.8%直坠到2011年的5.0%和2012年的1.3%。。）面对外部冲击，中国政府应当且可以采取反周期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以维持7.5%的增长率，同时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毕竟中国拥有很高的私人和公共储蓄，外汇储备超过3.3万亿美元，并有实现产业升级和改善基础设施的巨大潜力。

比较中庸的观点是，过去几年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并不符合经济规律，今后中国经济增长将会长期保持在目前7%左右的“新常态”。按照厉以宁（2014）的说法“‘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换句话说，以前高速度是不正常的，“以百米的速度跑马拉松”只能是暂时的现象。现在速度降下来，不过是“符合经济规律”而已。

而悲观派则认为，中国经济会继续下滑，并有极大的危险陷入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Indermit Gill & Homi JKharas，2007）中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许多经济体常常都能非常迅速地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但只有少数国家能够跨越这一阶段。”

危机与出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许小年就是悲观派的代表:“目前经济数据的走弱、增长速度的下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现象。”原因就是收入分配的失衡导致的“产能过剩、投资需求不足”（许小年，2014）。在悲观派看来，此次经济下滑的原因来自内部，是结构性的。像2008年那样通过巨额固投拉动经济的做法已经无法奏效，因为需求不足，更多的投入只会增加库存，使经济更加恶化。他认为“这是一种结构性的衰退，跟大多数经济学家理解的周期性衰退不一样。”

混乱的解释，源自混乱的理论。中国经济从短缺进入过剩后，原来短缺经济行之有效的政策，在过剩经济时代已经不适用了。但有效的政策是什么？这需要我们对经济过剩的原因有更深刻的理解。高速增长不意味着违反经济规律，中低速增长也不意味着更多的经济安全（就像每天走100公里，对于马车是很快的速度，但对于汽车却是很慢的速度。不同的制度设计，决定了一个经济体是马车还是汽车。离开制度简单地比较数字，得不出任何有益的结论。）。中国既可能像南美、南亚国家那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停滞不前，也有可能向日、韩、新加坡一样，乘势而起，一举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简单的类比，可能因参照物不同而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重要的是明白两种对比物各自形成的原因。

一、中等收入陷阱：从短缺到过剩

那么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提出这一概念的世行报告并没有给出一个官方的定义。维基百科倒是有一条解释，但也只是描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由于某种优势）达到了一定收入水平，将停留在这个水平的情况。由于工资上涨，制造商常常发现自己无法和别国的低成本生产商相竞争，但他们仍觉得自己处于高附加值产品的先进经济体内，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百度百科的解释也差不多：“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和他的合作者在2011年3月发表了一篇标题为《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什么时候增速放缓：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含义》（Barry Eichengreen、Donghyun Park、 Kwanho Shin，2011）的论文。在他们看来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是一定会出现增速下滑的。原因有四：农村剩余劳动力耗尽；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于难于提升生产率的服务业；巨大资本存量带来更多的折旧需要弥补；经济接近技术前沿，仿效让位于更加困难和高成本的创新。

所有这些论述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是从生产和供给的角度来定义和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的。症状表现在生产，处方自然也是针对生产（例如：林毅夫给“中等收入陷阱”开出的处方是，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一是深化改革完成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二是政府应在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楼继伟(2010)也指出，当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传统部门竞争力因劳动力成本上升而被削弱，前沿技术因无法引进而需要依靠创新，这些都要求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战略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如果转型不及时或不成功，就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刘伟认为：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重中之重就是创新。“在这个过程当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极为重要”。没有彻底搞懂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制，自然也就无法提出正确对策。这类适于所有病人的标准处方虽谈不上有什么错误，但肯定算不上对症下药。）。事实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本身就遭到不少经济学家的质疑（姚枝仲，2014）。任何收入阶段，都有自己的增长陷阱。增长放慢只是外在表征，发展中国家难以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真正原因，并不能通过数据本身得到解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要想站住脚，首先就要说清与其他收入阶段低速增长的原因有什么不同。

马尔萨斯（1789年）的“低收入陷阱”(Poverty Trap ）和“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差别，在于生产关系中，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逆转。如果把“低收入陷阱”定义为“由于供给不足导致的经济增长停滞”，那么由于整个社会处于供大于求状态所导致的“中等收入陷阱”，可以被定义为：“由于需求不足所导致的经济增长停滞。”“低收入陷阱”缘于供给不足，首先是生产问题；“中等收入陷阱”源于消费不足，首先是消费问题。这就意味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如何改进生产，而是如何扩大消费。所有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突破了消费瓶颈的国家（在生产不足阶段，贫富差距并不是问题。相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提高供给最有效率的做法。而一旦市场从供不应求转向供大于求，贫富差距就立刻成为制约经济升级的主要瓶颈。）。其发达程度，取决于生产过剩问题解决的程度。

怎样才能解决消费不足？在传统经济学看来，消费不足只是关于收入数量的问题，是线性的变化。扩大消费的途径，就是增加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如果收入还消化不了过剩的生产力，就必须依赖出口；如果出口面对竞争，就会发动战争。这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逻辑。

但战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升级为发达国家，却并未遵循这一传统逻辑。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内需模式出现了重要变化——集体消费取代个人消费，成为消费市场的主体。公共产品需求带动了国内消费市场的急剧扩大，扩大的国内市场再通过全球化连接为一体，极大地缓解了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这些国家的实践表明，经济从短缺变为过剩，并非缘于个人收入不足，而是消费结构的不同——从私人消费为主转变为公共消费为主。这种消费结构升级，不是简单的数量增长，而是结构性的非线性转换。

我们只要比较下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个人消费的差异，就可以发现，从住房、汽车到彩电、冰箱，几乎所有个人消费品方面，两者并没有太大差距。两者之间的真正差异，主要体现在社保、医保、环境、治安、教育、公路、铁路、通信、电力、给排水乃至国家安全这些公共产品的消费上。一个发达国家的家庭，收入的30%~40％用来购买公共服务并非罕见（以加拿大为例，2009年家庭平均收入69,175加元，总纳税支出为28,878加元，占收入的417%。多数欧洲国家的这一比重还会更高。日本也差不多，比如，年收入33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3万元）以下者交10％；年收入330万至900万日元者交20％；年收入在900万至1800万日元者交30％；年收入在1800万日元以上者交37％。）。而发展中国家家庭，购买公共服务的数量和占比都要低得多（考虑到灰色收入时更是如此。）

这种消费结构的转变，不仅反映在家庭支出结构上，也反映在战后发达国家集体消费产品的支出占国民经济比重持续且不可逆的增加上。斯蒂格利茨在1998年就注意到：“现在美国政府的支出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强，而在一次大战前的1913年则不到百分之十，……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公共部门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二分之一强。”（郑秉文对此解释说：“当个人收入超过一定水平时，公共产品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就需要越来越多的政府服务。这时，医疗保健、文体设施、交通运输、社会保险、公共安全等优效型公共产品就开始日益‘侵占’和‘挤占’消费结构中的私人产品的相对份额。”）富裕的北欧国家则更高。

不仅消费出现结构上的变化，大量生产活动也越来越显示出对规模巨大的集体消费模式的依赖。任何产品的生产，都由固定成本(fixed cost, 如资本)和可变成本（variable cost，如工资）两部分构成。两类成本构成不同，决定不同生产方式资本的有机构成。公共产品（比如公路）可以帮助私人产品（比如汽车）实现大规模生产，从而极大地降低单位固定成本（平均成本），抵消可变成本（工资）的增加。

马化腾说：“互联网相当于电力时代的电。”其中的“电”就是产业的“公共产品”，各类电器则是私人产品。可以说，发达国家所有主导产业，都可以视作“公共产品+”（Public goods plus）组合而成的产业。“互联网”是公共产品，各类应用则是私人产品；“道路”是公共产品，各种汽车则是私人产品……产业的升级，首先就是公共产品的升级。

产业升级无法自我实现——它是公共服务升级的结果。大规模生产使有机构成高(资本密集)产业的发达经济（市场较大且工资较高），形成相对于不发达经济（市场较小但工资较低）的比较优势。结果就是发达国家经济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工资占比大），升级到资本密集的“公共产品+”产业（资本占比大），而将不具有比较优势、有机构成低的私人产品生产转移到工资较低的国家（同理可知，发达国家能否跳出“高收入陷阱”，取决于能否在提高有机构成上超越竞争对手。尽可能使用技术和资本，前提就是更大的市场规模。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的影响力，关键在于其控制的巨大市场。中国如果要超越美国，关键的指标就在于消费市场能否超越美国——第一步是国内市场，第二步是全球市场。）。

凡资本密集型企业，必依赖市场规模才能获得足够的竞争力；若要获得必要的市场规模，就必须依托发达的公共基础设施。阿斯乔（Aschauer.D.A.1989）对1950～1988年的公共投资曲线的分析表明，头20年，公共投资上升阶段，要素生产率是2.8%、私人资本收益率10.7%、私人投资率3.8%；随后的下降阶段，则分别降至1.4%、7.9%、3.1%。他的分析显示，公共投资每增加1美元，私人投资就增加0.45美元。阿斯乔的研究，证明了本文的观点：（1）公共产品是私人产品升级的基础；（2）公共基础设施与私人投资是相互补充的；（3）落后的基础设施将会严重阻碍整个经济的运行。

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别，在于前者有着远比后者发达的公共产品（或者说集体消费）市场。正是因为市场结构（而非市场规模）不同，发达国家的人均消费能力可以高出发展中国家几个数量级。

公共产品的多寡，乃是区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真正分水岭。“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集体消费不足的问题。与其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一个“中等收入陷阱”，倒不如说，存在一个“公共产品门槛”——跨过这个门槛，发展中国家就可以“鲤鱼跃龙门”，一举成为发达国家；跨不过这个门槛，就会消费不足，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状态。

二、公共产品之难：供给与需求

是什么决定了消费市场的结构？为什么大多数经济体无法实现消费结构从私人产品为主，向公共产品为主的升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共产品并不能通过个人收入的加总，自动形成有效的供给与需求。收入分配结构（贫富差距）和生产盈利模式（收益漏失）这两大难题，决定了公共产品能否被市场有效供给：

第一，公共产品的需求——贫富差距问题。对公共产品消费而言，收入的加总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收入的分布。中国13亿人口中最富裕的1亿人达到和日本1亿人同样的收入水平，并不会产生和日本同等规模的消费市场。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贫富差距会成为妨碍公共服务定价的关键因素。

按照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1954）的定义，纯公共产品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非排他性——无论消费者贫富，公共产品只能给出一个价格。如果消费者收入存在差异，按照高收入群体定价，低收入者无法负担，结果必然是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按照低收入人群定价，则高收入者的需求难以满足，结果就是富人移居能提供高水平服务的国家。这就意味着任何产品的性价组合，只能满足贫富一端消费者的需求——如果贫富分化严重，必有一端的需求被排除在市场之外，从而无法实现市场规模最大化。

在现实中，“中等收入陷阱”国家一个公认的特征，就是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差（Tuomas Malinen（2012）采用了收入分配的面板数据测试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发展的稳态增均衡关系，结果表明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变量之间的强相关。他据此认为收入不平等加剧，是将中等收入国家陷入停滞陷阱的主要原因。）。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45左右，到1990年代末进一步上升到接近 0.50。2007年阿根廷达到0.51，而马来西亚始终保持在接近 0.5的水平上。相反，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基尼系数为0.36，到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从最高10%收入阶层和最低10%收入阶层的收入比来看，阿根廷为40.9%，马来西亚为22.1%，均远高于韩国7.8%的水平。一般而言，高收入经济体，都具有较低的贫富差距。其中，美国40.8%、英国36.1%、法国32.7%、俄罗斯31.0%、德国 30%、意大利27.3%、匈牙利 26.9%、瑞典 25%、日本24.9%。

实际上，社会主义兴起的本质，就是发挥国家作用，通过均贫富，形成公共服务供给所必需的规模需求，从而完成产业从私人消费主导向公共消费主导的升级，从而克服市场过剩对经济的制约。社会主义主张的公平正义，并非仅仅是道德选择，同时也是经济选择。

第二，公共产品的供给——免费搭车（或称作“逃票”free rider)问题。同任何普通产品一样，公共产品只有当收益超过成本时，才能被市场提供。但同一般私人产品不同，难以排他的特点，使得很多公共服务极易出现大规模的“免费搭车”——使用公共服务却逃避付费。如果在经济增长一开始，没有及时建立法治社会，就会出现“免费搭车”行为。随着社会达到中等收入，这种行为大规模蔓延，此时再去阻止“免费搭车”，就要付出极高的成本。当这种成本达到一定程度，很多公共服务便无法提供。

如果说“贫富差距”是制约公共产品需求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免费搭车”就是制约公共产品供给最主要的原因。因此，怎样解决“免费搭车”，就成为中等收入国家首先必须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免费搭车”最常见的行为之一就是逃税。因此，在高收入国家，逃税皆是重罪。税收执行效率越高的国家，公共产品供给越有效率，也就越“发达”。

但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还有一个被广泛忽视但影响更大的“免费搭车”行为，这就是违章建筑。违章建筑的核心定义，就是没有支付（或足额支付）覆盖其上的公共服务的建筑。这种行为对公共服务收益的影响，远大于偷税、漏税。违章建筑在所有中等收入国家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仅从城市的景观，就可以判断出这个城市是否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及陷入的深度。

违章建筑对中等收入国家绩效的影响之所以这么大，（上海的兴起过程中，华界和租界发展绩效的差异，很好地说明了公共产品收费模式带来的巨大差异。1843年上海开埠时，华界和租界在地理上并没有什么差别，起步时的发展程度也大同小异。但公共租界很快就建立起通过不动产税收为公共服务收费的制度（1854年《土地章程》）。根据资料记载，1871年地税收入占公共租界总收入的6%，1897年占18%，1908年占28%，1919年占23%。（贾彩彦，2007，p102)。通过税收和土地出让，城市政府得以聚敛大量财富，通过学校、公共卫生等投入，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的种类和规模。结果，城市和农村间的公共服务水平迅速拉开。1865～1933这65年中，公共租界面积扩大了132.2倍，每亩平均地价增加了24.7倍。（贾彩彦，2007,p103）。1930年，上海华界17个区的平均地价每亩1428元，合1028.2两（贾彩彦，2007，p29)。而到了1933年公共租界地价已达到每亩33760两。其中，法租界对洋泾浜外滩每亩的估价达到185000两。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距，同华界对公共产品收费阻力大有很大关系。当时就有学者注意到本地人对公共产品收费的态度：“何以一居租界即纳而不抗，一出租界则尽相惊诧？”（刘南陔，1926）。由于“免费搭车”，华界公共产品回收成本效率远低于租界，结果华界眼看原本与自己相差无几的租界飞速扩张，几十年下来，发展水平天渊地别。上海华界与租借发展绩效的对比显示，解决不了“免费搭车”导致的收益漏失，公共产品交易市场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增长也就不可能突破消费不足的瓶颈。）乃是由于不动产是公共服务的最大载体，对不动产征税就成为交易成本最低、价值漏失最少的公共产品收费模式（现在我们所说的“公共产品”早期也像私人产品一样是向直接使用者收费的。比如英国的收费公路，就是按照马车的运载量计费的。其他如运河、铁路、消防、治安等等都是直接收费模式。但人们发现，直接收费会有大量公共产品价值外溢。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公共服务优良的地段，往往都伴随着极高的物业价值。于是政府开始尝试向物业征税。结果发现通过这样的途径回收公共服务的效率，远远高于分别为单一公共服务定价。这一收费模式迅速推广，使得对不动产征税成为多数发达国家地方公共服务收费的主要手段。）。违章建筑越少，就意味着“免费搭车”的人越少，公共服务的市场就越大，而规模效益使得平摊在每个消费者身上的成本就越低。低成本的公共服务，又可进一步促进相关的私人产品（如电器）需求的扩大，被需求不足窒息的过剩产能就可以得到释放。

不动产价值的本质，乃是土地的价值。通过土地，回收公共服务支出的思想，来自于美国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在1879年出版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 ,1879）一书中，亨利·乔治提出，政府的所有收入都应该来自土地税。他声称，这种“单一税”既公平又有效率(一百年之后，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评价说：“在我看来，危害最小的税是亨利·乔治在许多年前主张的按原始土地价值征收的财产税。”)。这一思想，成为孙中山后来“涨价归公”主张的主要来源。虽然西方国家并没有真正做到全部收入来自土地，但土地相关税收（如财产税）在地方财政中，一般都占有很高的比例。

中国的土地财政制度，实质上就是未来土地收益的贴现（赵燕菁，2014）。这一融收费与融资于一体的商业模式，创造了震撼世界的城市发展奇迹（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很多看上去免费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实际上都是由不动产投资者付费的。）。同样，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也与“免费搭车”这一中等收入国家通病的大规模蔓延，具有高度相关性。

三、陷落与跨越：巴西VS日本

人口超过2300万的巴西城市圣保罗，是学界公认的“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其基尼系数高达0.56，城市的失业率高达13%。“贫富差距”和“免费搭车”两大中等收入陷阱问题，都集中体现在住房上面。

在圣保罗，穷人主要居住在两类住宅：一是“法维拉”（favela），另一类叫“科提斯”（corticos）。前者是指未经规划，非法占用他人非法建造的棚户区。居民缴纳财产税，没有任何街道名、门牌号，缺少通信基础设施、自来水、公共卫生设施、垃圾回收系统、电力、公共交通、消防、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很多法维拉被黑社会所控制。

后者坐落于经过规划的市区内，拥有法定的土地使用权，但类似于我国的城中村，房屋多是违建。科提斯条件简陋，缺乏保温、隔热和通风设施，大都共享浴室和厕所。根据圣保罗州建筑与社会房屋公司（CDHU）的统计，圣保罗现在居住在科提斯中的居民约有60万人。

生活于法维拉和科提斯的人群中，收入低于官方贫穷线的家庭占70％。44%的家庭里，只有一人接受过初等教育。

目前圣保罗登记了1635个法维拉、1942个科提斯和1120个非法居住点。300万赤贫人口多栖身于此。其中，法维拉就容纳了160万“挣扎在温饱线上，暴露在犯罪之中”的居民，占圣保罗人口的20%。

而富人则是居住在巴西人类学家Teresa Caldeira《墙之城》（City of Walls，2000）所描述的“私有化的、与世隔绝的、监控严密的，集居住、消费、休闲和工作于一体的多功能府邸”里。例如，在距圣保罗市中心25公里的富人社区Alphaville，居住着3万有钱人。社区包括3块直升机降落区、4个出入口、24小时监控、11所学校（包括大学）。社区内有自己的足球场、高尔夫球场、网球场、人工湖、娱乐中心、购物广场、医疗护理设施和商业中心。城市所需要的一切基础设施，包括电力、通信、给排水系统，在Alphaville应有尽有。类似Alphaville这样的社区，圣保罗有超过100个，其中居住着包括3万名百万富翁在内的富裕人口。

贫富差距导致城市公共服务碎片化。围墙和专享的富人区，就是贫富分化在空间上的具体表征。

高度分化的社会抑制了公共服务市场的形成。以交通为例，每天黎明时分，圣保罗的穷人排着长队，等候公交车。而在没有公交的富人区，佣人、花匠等低收入者，则必须步行。富人们乘坐配备专职司机的私家车前往高级写字楼。为避免交通堵塞或者不安全的街道，有的富人干脆乘坐私人直升机，这也使圣保罗成为全球五大私人直升机保有城市之一，每年起降超过7万架次。而其私人游艇保有量甚至高居全球第二！

大量居住在非正规住宅里的居民，几乎完全不缴纳任何税收，在这样的社区里，几乎没有最基本的治安、消防、给排水等公共服务。如果把公共服务定义为城乡差别的话，这些社区多数不能被视为城市。少量的公共服务设施，也都只能以“免费搭车”的方式供给。

在很多贫民窟里，电线杆上私搭电线多如牛毛。无奈的电力公司只好把损失的电费加在缴费用户的电费里。曾有中国的访问者问，为何不能取缔盗用电力的行为？当地官员反问道，你知道这一根电线杆后面有多少张选票?（这一故事是国土部胡存智副部长亲口所述。）这个故事真实地说明了为什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很难从中爬出来——一旦拥有选票但不缴纳公共服务成本的人口达到一定比例，一人一票制的民主会自动将“免费搭车”的状态锁定，从而使正规的公共服务市场无法形成（“免费搭车”实际上是社会财富不均问题的另一面。巴西近来试图通过允许非法建筑的拥有者逐步购买产权的途径将其正规化，但在贫富差距极大的社会，大部分定居者仍然很难负担公共服务外溢的全部费用。）。

与巴西相反，日本是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用了8年。）。

日本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首先在于它较好地解决了贫富差距问题。日本财富分布非常平均，一亿两千万人口中，除了少数有钱人以外，其他一亿人口都是中产阶级，号称“一亿总中流”。其最显著的经济特征，就是不论经济起伏，都保持了极高的劳动参与率，即使在经济增长率几乎为零的今天，失业率仍未超过5%。

日本战前和其他资本主义大国一样，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约80％的工业和金融财富，被三菱、三井、住友等大财阀所拥有或控制（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财阀手中，狭小的市场致使生产力严重过剩，资本无法实现循环积累，市场不足成为制约国家生产力的主要瓶颈。为解决生产过剩，日本参与到与西方列强争夺市场的战争中。）。1945年日本战败后，占领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散财阀（10月指定日本政府解散财阀，受到梗阻，11月占领军直接冻结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15家大财阀的财产。）。1946年4月，占领当局逼迫日本政府成立持股公司整理委员会，开始对主要财阀的财产进行调查和核算。根据调查结果，日本政府分批公布了持股公司名单。先后有56个家族被定为财阀家族，625个公司为“限制公司”。按规定财阀必须交出所控制的股票，一半以上作为财产税上缴，其余由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公开出售（为防止财阀复活，政府还公布了《关于禁止垄断和保证公平交易的法律》和《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并按此法律分割了325家被指定为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企业。占领当局还发布指令，革除财阀家族领导人的职务，10年内不得重任企业领导。在1945～1947年间，占领当局先后颁布了《工会法》《劳动关系调整法》《劳动标准法》等法律。这些法律催生了完全不同的企业模式：“日本大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在先进国家中恐怕是名列前茅的，股东对于企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极弱”；“日本大企业努力使正式从业员工的平均收入最大化”（唐有东2004）；企业职员实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最高经营者总经理决定下任总经理。企业收入向从业员工倾斜，资本的优先获益者是职工而非股东。这对战后日本财富的分布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土地改革是日本战后平均财富的另一个重要改革。1945年12月，麦克阿瑟下达了《关于农地改革的备忘录》（备忘录要求日本政府在1946年3月15日之前提出农地改革方案：地主向耕种者转让土地所有权；佃农分期付款，通过年赋购入农地；保护脱离佃农身份者免于再次沦为佃农。按照这一要求，日本制定了《改订农地调整法》，规定：在乡地主保有不超过5町步（北海道为12町步）土地，政府强制收买在乡地主超过部分土地以及不在乡地主的全部土地，并将其有偿分配给农民。）。1946年9月，根据英联邦提出的方案，日本制定了更加彻底的《自耕农创设特别措施法》和《农地调整法改正法律案》，规定：地主保有土地的面积由5町步减少为1町步。每一农户的自耕地不超过3町步。同时规定，土地买卖必须由政府进行，个人不得擅自买卖。这次改革涉及的土地面积占全部佃耕地总面积的80%。全国耕地面积中自耕地和佃耕地的比例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945年是54%对46%，而到了1950年该比例是90%对10%。从自耕农与佃耕农户数上看，自耕农户数由1945年的172.9万户上升到1950年的382.2万户，从数量上看增加了120%，在总农户数中所占的比例由31%上升到62%（今井贤一，1995）。

除了资本和土地外，日本还成功建立起一套极端公平的教育体制。早在明治时期，日本就通过国家财政建立起硬件标准化的教育设施，每个学校的教室、图书馆、宿舍、运动场等完全一样。从事基础教育的小学、初中教师薪水最高。这些教师由各都、道、府、县录用，然后再分配到各个学校。教师在都、道、府、县内进行流动，初中和小学老师一般每隔5至7年流动一次，从而确保各地学生享有平均的教育。全国硬件标准化、师资标准化加上统一考卷的考试标准化，塑造了一个高度公平的日本教育制度。

日本是少有的几个在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三大生产要素上，同时都建立公平分配体系的国家。由此形成的“一亿总中流”，已成为国民性的支撑。尽管近年来日本贫富差距有加大的趋势，但2013年日本内阁府实施的“国民生活相关舆论调查”仍然显示，有9成以上日本国民都自认为生活程度在“中等水平”。在2008年联合国公布的基尼系数排名中，日本仅次于丹麦，排名世界第2。

在日本，你很少看到由围墙分隔出来，提供排他公共服务的大型社区。财富分布均质的社会结构，避免了城市内部公共服务的碎片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公共交通。纵观世界主要经济体，公共交通无不是吞噬巨大财政补贴的无底洞，而只有日本的高铁、地铁、公交在公益平价的票价下，实现全面黑字运营。去年日本JR东海投入800亿美元建时速500公里的磁悬浮，底气就是公司巨大的收益。社会均富造就了巨大的公共产品市场，为公共服务的高效率供给创造了条件，极大地扩张了市场的规模，使得过剩的生产潜力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日本利用国内需求这个强大的主场，孵化出巨大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巨型企业，在全球化的世界秩序中，获得了以前通过战争没有获得的巨大市场。

公共产品可以视作市场需求的倍增器，它通过乘数效应成倍地放大潜在的市场需求。当经济从短缺转向过剩时，这一乘数效应就成为经济能否成功升级转型的关键因素。日本正是充分利用“一亿总中流”构成的中产阶级，将集体消费带来的规模效益发挥到极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法治社会形成较早，日本几乎没有中低收入国家普遍存在的“免费搭车”问题。在公共产品付费方面，日本可以说是所有发达国家中解决得最好的。在日本，违章建筑几乎不存在，更不要说南美城市里大规模的强占定居和非法建筑（“亚洲四小龙”基本上也是沿着日本的道路，完成工业化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韩国、台湾是通过土改，新加坡、香港是通过公共住房，实现了造就大批中产阶级的目标。但它们的财富平均程度，特别是“免费搭车”程度，仍然拉开了它们之间的差距。到过亚洲四小龙国家的人，可能都会注意到，违章建筑最少的新加坡，发达程度最高，其次是韩国，而发达程度较低的香港和台湾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私盖乱建。这表明，即使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公共产品价值的外溢造成的地租漏失，也会影响其发展的长期绩效。）。

危机与出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

四、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危机

将“中等收入陷阱”定义为“由于需求不足所导致的经济增长停滞”，我们只需观察中国经济是否存在“需求不足”以及“增长停滞”，就可以判断中国是否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先看需求不足。IMF2012年发布的四号文件显示，中国的平均资本利用率从2007年底的80%进一步下降至2011年的60%。2013年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欧盟商会在一份令人不安的新报告中，指出了六个行业的挑战：2012年电解铝的产能利用率为72%；炼钢业为72%；水泥业为74%；平板玻璃为73%。”到2014年底，上述产业仍未达到75%的利用率，与82%的合理水平更是相去甚远。

从短缺转向过剩的主要标志，就是大量产品从供不应求到供大于求，相应地，价格决定权也从消费者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手中。生产者竞相杀价取代消费者竞相抬价，成为市场定价的主导模式。统计显示，2015年伊始，PPI同比增幅从1月份的-4.3%降至-4.8%，连续36个月同比下降。2月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EFPI)和生产者采购价格指数(PPPI) 同比在1月分别下滑4.3%和5.2%的基础上，进一步下滑4.8%和5.9%。环比来看, 1月下跌1.1%和1.3%。2月继续下跌0.7%和1%,反映出大部分传统工业所面临的产能过剩和通缩压力。到2015年1月，曾经一枝独秀的房地产，也开始显现疲态，全国百城均价比2014年1月下降4%。对经济全面过剩的结论，基本上没有争议。

比较有争议的是增长停滞。实际上，早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2007年三季度开始，经济增速就开始放缓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增速回落幅度增大，“四万亿”出台后，2010年经济增长暂时回到10.3%。但从2011年一季度开始，经济增速又连续出现7个季度回落，虽然2011年维持住了9.2%的增幅，但2012、2013年增速分别猛跌至7.8%和7.7%。2014年继续维持7.4%的增速，创1990年以来的最低。

实事求是地讲，7%左右的增长依然是不俗的表现，说中国已经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显然不具有说服力。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增长是否可以维持？连续三年7%增长，使得“新常态”之说不胫而走，并成为对未来经济走势的主流判断。但这依然不能说中国经济没有断崖式下落的风险。

王建先生在去年的一篇文章里就警告这种危险可能不期而至。他用新增固定资产增长率来代表产能，用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代表未来投资需求。2011～2013年是26.3%，是产能增长最快的时期。但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率，却从2012年的28.6%猛跌到2013年的14.2%，产能增长率超过了投资需求增长率8个百分点。而在采取极端措施应对金融危机的2008～2010年，投资需求增长也仅仅超过产能增长6个百分点。王建认为：“这种产能突然超过投资增长的变化，就是爆发生产过剩危机的前兆。”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则从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下滑角度，预测中国将面临1981年以来最严重的财政风险。2014年土地招拍挂交易额从2013年的4.2万亿元下降到2.7万亿元，降幅37％。更为严重的是，占地方政府总收入高达35％的土地收入出现剧减。2014年全年土地收入同比增长3.2%，比2013年下调超过40个百分点。财政部3月16日公布的“2015年1~2月财政收支情况”显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553亿元，同比罕见地下降了36.2%！鉴于土地出让到款的滞后效应，2015年极有可能出现突然的财政断崖。

实际上，这一趋势去年已初现端倪。2014年上半年，发电量增长率就已经从“十二五”平均的8.5%跌落到5.7%，三季度发电量猛降到1.7%，四季度发电量更是下降到1.3%。2014年上半年，全国铁路货运量下降2.1%，三季度下降2.5%，四季度下降达7.8%，其中11月下降6.9%，12月份下降11.4%，降幅前所未有。

而且这一趋势还在加剧。根据宏源证券1月22日发布的报告称，2015年1月上半月，铁路货运日均运量跌破1000万吨，同比下滑12%以上，为历年来首见。同时，国际航运BDI指数连创新低，国内集装箱吞吐量增长率平稳下滑。而领先指标，中铁路货运请车率继续探底，预计一季度铁路货运量难见好转。按照2000年以来经济增长1%，铁路货运量相应增长0.6%的经验数估算，目前的实体经济部分很可能已经进入负增长。数据显示，“中等收入陷阱”的乌云，开始笼罩在中国经济曾经灿烂的天空。

其实，早在经济下滑之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主要症状。第一个症状就是——贫富分化。

中国曾经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通过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和普及教育（包括简化字的推广）三大政策，实现了极高的社会均富水平。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上世纪60年代，中国基尼系数仅为0.17到0.18，远低于一般发达国家的0.24～0.36。1978 年中国的基尼系数甚至低到只有0.16。即使到了上世纪80年代，也不过0.21到0.27。此一时期中国的均等化的实现，是以牺牲生产要素的资本化和市场化为代价的。结果导致中国深陷“低收入陷阱”。在供给不足的时代，均质社会的好处并没有充分显示在经济指标上（尽管如此，均富社会对提升国家能力（抗美援朝）、实现社会稳定和加快经济恢复，还是带来了非常显著的效果。），反而放大了市场的短缺。

改革开放以后，土地承包、国企改革、股市重建，特别是1998年城市住房制度改革，使得生产要素迅速资本化，中国经济一举跨越“低收入陷阱”。但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也使得原来公有为主的大量资产，在不同的阶层中重新分配，资本占有不均开始加剧。（在这个过程中，货币超发通过乘数效应，又进一步放大了资本占有不平等带来的财富差距（吴建军，2004）。WIND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从1996年开始M2超过名义GDP。此后，M2与GDP之比一路上升：2000年是1.36，2005年1.6，2010年1.82；2014年3月末，一举超过200%，6月进一步升至205%。与此对应，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也快速上升。）（见下图）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此后急速上升，2008年达到峰值0.491。此后一直维持在高位。2014年，基尼指数依然保持在0.469。而非官方的数据甚至更高。比如，2012年西南财经大学的课题组发布说， 2010年我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61。2014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公布的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基尼系数竟达到骇人的0.73 。（2010年《瞭望》引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和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占总人口20%的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日本是3.4倍。另有数据显示，中国现在1%最富有的家庭占有了中国全部家庭财富的1/3以上。）。中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2010年，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2010)赞助的一项调查也发现，中国有至少10万亿元人民币（合1.47万亿美元）“灰色收入”（即未申报收入）。这些未申报收入的将近三分之二，进入了10%最富人群的腰包。中国最富的10%人群的人均收入达到9.7万元人民币，为最贫穷人群的65倍。这意味着如果计入灰色收入，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达到了南美国家的水平。）。

我们再看“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个症状“免费搭车”。中国“免费搭车”主要存在于非法的违章建筑和非正规超高额征地拆迁补偿两个方面（由于是间接税为主，中国逃税问题看上去不像其他国家那样严重。但这不是因为法治法律的执行力强，而是因为纳税者相对不多。）。其中，考察非正规不动产在社会中的规模，比较容易直观地估算中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程度。广义的“违章”不动产，乃是指因获益于公共服务而升值，却没有通过直接或间接途径为此付费的不动产。狭义的解释则是指没有经过审批的城市新建、扩建、搭盖的违法、违规（简称“两违”）建筑（比如第四届香港行政长官参选人唐英年的居所，因被发现200多平方米的违建地库而被迫拆除。台湾民进党2012年副领导人参选人苏嘉全被揭发违反“农地农用原则”在屏东县长治乡农地上以盖农舍为名，兴建百亿豪宅。这类建筑以及港台城市普遍存在的屋顶搭盖（“天台经济”），都是违章建筑“免费搭车”的经典案例。）。

在中国大陆，典型的“两违”，就是在城郊结合部集体土地上违规开发建设的“产权房”和“城中村”的私搭乱建。过去十年，此类非法建设急剧膨胀。即使按照国土资源部较窄的口径统计，仅2014年一年，全国新发现土地违法案件就达到81420件，涉及土地面积高达4.09万公顷。按照中国目前的土地分类管制，任何转变土地非农用途的商业开发，都要通过土地出让程序为其享受的公共服务付费。由于中国没有财产税制度，土地出让金就几乎是土地使用者支付公共服务的唯一途径。由于城市公共服务对不同地类和开发强度定价不同，“小产权房”主要是通过在低价地类上开发高价值功能和超出规定增加容积率来规避支付城市的公共服务。同圣保罗无任何产权而抢占定居的“法维拉”（favela）不同，“小产权房”土地多拥有合法产权（集体产权），但其用途与其产权不符，建筑也没有合法批准，也没有向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缴费。这一点，更接近圣保罗在自有土地上私自搭盖的“科提斯”（corticos）。

根据程浩（2009）估计，中国60％以上的房屋资源没有实现商品化运转。通过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合村并镇、新农村建设、村集体直接开发、合作开发、各种形式的信托持有等多种途径和形式，涉及城市居民和公司拥有的小产权房已达到现存全国村镇房屋建筑面积330亿平方米的20%以上，其中涉及村镇住宅的大约50多亿平方米。据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的数据显示：1995～2010年间全国“小产权房”竣工建筑面积累计达到7.6亿平方米，其中仅“十一五”时期，“小产权房”竣工规模就达到2.83亿平方米（每日经济新闻，2012）。如果每平方米楼面地价仅按2000元计，1995～2010年公共服务漏失的价值，就高达1万5千亿元之巨，如果按4000元计，这个数字还要翻倍。如果再加上没有统计进来的历史遗留产权（比如华侨等私房）和非法建设，实际漏失的社会财富要远高于此。

由于“小产权房”主要窃取的是不同地类之间的差额，因此，地类间价格落差越大，“小产权房”就获利越多，蔓延就越快。这就解释了为何高住房价格的城市，“小产权房”现象更普遍。2003年开始，中国房价急剧攀升，原来主要局限于沿海城市“城中村”为主的“小产权房”也随之在全国几乎所有城市全面爆发。以深圳为例，截至2011年12 月，该市“违法建筑”达到37.94万栋，建筑面积高达4.05 亿平方米，占全市总建筑面积的49.27％。如果加上被称为“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小产权房”，实际上已占深圳住宅市场50%以上（地产中国网，2012）。

最近几年，为了加快征地拆迁，一些地方竞相采取从现金补偿，到实物补偿，以及各类返还“发展用地”等方式，攀比式提升征地拆迁的法定补偿的标准。使大量社会财富通过征地拆迁补偿向拆迁从业者和城郊农民转移。2010年，深圳福田区岗厦河园片区改造，一夜之间成就了10个亿万富豪与数十个千万富翁。由于此前没有财产税这一日常性公共产品付费方式，被拆迁户本身对于土地价值的提升几乎没有任何贡献，因此，超额征地拆迁补偿乃是变相的“免费搭车”。

根据财政部2015年3月24日对外公布的全国土地出让收支细账，2014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42940.30亿元，与2013年大体持平。支出41210.98亿元，同比增长0.8％。其中，用于征地拆迁补偿、土地出让前期开发、补助被征地农民等成本性支出33952.37亿元，同比增长0.7％，占总支出82.4％，占比与上年持平。扣除成本性支出后，当年形成的土地出让收益为8987.93亿元，同比增长13.3％，占全国土地出让收入20.9％。

其中，用于征地拆迁补偿的支出高达21216.03亿元，占62.5%！远超土地前期配套开发支出的9206.38亿（占27.1%），这就意味着连续数年，高达2万亿的现金以征地补偿的形式转移给了拆迁从业者、城市拆迁户和失地农民。显然，按照当前农地的价值，根本不可能有如此高的土地价值。这就意味着土地补偿的标准，必是参考当前（甚至未来）已配套好公共服务的城市土地价值确定的。这实际上是比违章建筑更大的公共财富转移（所有东亚经济城市化阶段，都造就了不少因地致富的郊区地主，但像中国大陆这样通过征地拆迁大规模造富的，前所未有。）。

相较于转移给郊区地主的财富，真正可以用作公共服务投入的政府净收益还不到9千亿。由于扣除成本后的土地收益，是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的主要资金来源，土地净收益的下降导致地方财政能力的下降和债务的攀升（土地收入和成本，像一把剪刀的双刃，共同决定了净收益的增减。土地收入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补偿标准越高，用于配套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服务的份额就越少。提供同样标准的公共服务，就需要征用更多的土地。由于补偿标准一旦形成，就具有持久的刚性。一旦房地产市场萎靡，地方政府的收入进一步下降，中国经济的增长减速将不会是什么“新常态”，而是不可逆地螺旋式（甚至断崖式）地下跌。）。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土地出让收益实际用于城市建设、农业农村、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非成本性支出7258.61亿元，同比仅增长1.1％。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2010年以来，地方经济增速的大幅减缓。

也许有人会说，高征地补偿标准是对农民的合理补偿，是社会正义的体现（蔡继明：《必须给被征地农民以合理补偿》，《中华工商时报》2004年03月11日。）。但现实却相反，征地拆迁开通了近郊地主暴富的途径，成为贫富差距加大的重要推手。有人估计2013年，农转用土地37.24万公顷，只占全国农地64646.56万公顷不足0.6%。就算考虑到郊区人均耕地较少，其人口也不会超过农业人口总数的2%。正是这不到2%的人口同城镇拆迁户一起，分享了超过2万亿的收入。这还不包括政府用于基础设施配套的9206.38亿元，会进一步带动郊区地主实物补偿部分的物业更大的升值（针对如此规模的社会财富转移，难怪有评论指出：“他们（郊区地主）暴力抗征地、暴力抗拆迁，不是得到的补偿太少，而是想要获得的更多！”）。

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除了将南美国家锁定在陷阱无法脱身的“一人一票式民主”外，我们已显示出“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几乎所有症状。

五、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出路

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已经出现在我们前面的分析中了。供需矛盾的转换，使得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解决需求不足的唯一途径，就是升级公共服务。升级公共服务必须具备两点：第一，形成收入接近的中产阶级并成为社会的主体；第二，必须设置正规的公共付费通道，杜绝“免费搭车”。

很长时间以来，贫富差距问题就已经被作为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情况反而日益恶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以前的政策都将缩小收入差异，狭义地理解为缩小工资收入差异9比如贾康（2014）就认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企业得到的收入部分明显偏高，居民所得份额明显偏低。并提出要增加居民收入占比。欧阳觅剑（《南风窗》，2014-11-07）也把劳动者报酬收入下降视作分配状况恶化，认为政府和企业收入份额的增加，意味着劳动者分配份额的减少。实际上，政府甚至国企收入，属于广义的全民收入，如果有效地用于公共产品的提供，不仅不会加剧贫富分化，相反，这部分收入比例高，恰恰为未来消除贫富分化创造了条件。这是私人资本占社会资本绝大部分的西方国家所不具有的条件。政府、国企的问题不是所占比例过高，而是提高向全民转移财富的效率。）。提高最低工资、对富人征税、财政转移支付等都很重要，但日本的经验显示，真正导致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要素拥有不均。只有资本的公平占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问题。

中国的贫富差距起于资本拥有差距扩大，也只能止于资本拥有差距的缩小。建国初期，通过农村大规模土改和城市土地国有化，完成了土地均等化；通过普及教育（包括简化汉字），使得劳动力资本实现了均等化；通过罚没敌产、公私合营，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均等化。改革开放以后贫富分化，则是生产要素均等被破坏的直接后果：矿山、土地（特别是郊区土地）变相私有化；住房和城市不动产的私有化；教育的高端化和市场化……

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文版序中指出：“从长期来看，资本的收益率（特别是顶级资本的收益率）明显超过经济增长率。两者导致初始资本之间的差距一直延续下去，并且可能造成资本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资本的积累速度总是会快于收入积累的速度，才导致了从二次收入入手的缩小贫富阻力巨大且难以持久。资本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可分为劳动力资本、土地资本、生产资料资本三大要素。只有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三大资本初始分配的均等，才能持久地缩小贫富差距。

当然，中国不能采用1949年那样极端的手段，以牺牲资本化和市场为代价，冒着重归短缺经济的风险实现贫富均等，但当时从要素公平分配，从生产资料均等化出发的思路，在今天仍然值得借鉴。

第一步，通过教育实现劳动力资本均等。就是要仿效日本，用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优先，取代目前越来越精英化的教育结构。日本比较教育学者南亮进（1991）认为，中国教育重心与日本不同，越是基础教育与日本水平差距越大——初级教育落后85年；职业教育落后75年；高等教育落后70年。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时就实行全民义务教育（有的地方官因为无法完成义务教育的任务而剖腹自杀。）。早在1911年，6年义务教育的就学率便达到98％；1947年,日本又将义务教育延长至9年。日本初等教育入学率为100％达到（这个水平的国家还有韩国、瑞典、英国、法国、加拿大、阿根廷和意大利。）；日本中等教育入学率为99.5％，居世界第一。

职业技术教育也是如此。在中国工业职工中，高级技工只占2%，中级技工占24%，初级技工占74%，而同期日本三类技工占比分别为32%、43%和25%。高、中、低级技术职称比例，中国大陆是1:7.4:20.3，而世界平均为1:3:6，发达国家为2:4:5《华尔街日报》2015年3月20日引用经合组织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学校传授知识和培养技能不能充分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以工作场所培训为基础的职业教育严重不足”。。在目前阶段，教育要从以大学为重点，迅速转向以职业技工教育为重点。要将农民工进城就业作为教育培训的核心（教育不平等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对基尼的贡献大致在13%左右。据估算，如果教育的边际回报不变，将受教育水平提高到OECD国家平均水平，我国的基尼系数将降到044，而如果提高到美国的水平，我国的基尼系数将降至0.42。）。

第二步，通过公私合营（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实现生产资料拥有均等。解放后，中国通过国有化实现了高水平的社会均富，但却导致经营效率低下；改革开放后，允许私人拥有生产资料，但却引发贫富分化。表面看，似乎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其实问题出在把决定效率的经营权和决定公平的所有权捆绑在一起。解决之道，既不是回到以前的公有制，也不是彻底私有化，而是通过混合所有制，将经营权和收益权分开，在不影响决策效率的前提下，通过PPP实现全社会与经营者分享收益权（要破除将国有与民营，将公共与私有对立起来的陈旧思维。国进不意味着民退，相反，只有国进，才能民进。国有与民营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替代的关系。在经济过剩的年代，要有一个强大的民营经济，首先要有一个强大、高效的公共部门。一个产品到底是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是由市场决定的。公共产品不易排他的特点，决定了通过空间收费（税收），市场效率才更高。而这只有在空间上具有垄断性的组织才能做到。这种空间垄断组织，被称作政府。按照这个定义，政府在提供私人产品方面一定不如民营企业有效率；同理，民营企业在经营公共产品方面一定不如政府有效率。）。

首先，建立全民社保、养老账户，建立平均分配社会财富的直接渠道。然后，对所有国企进行改造。将没有决策权的分红股份转由社保、养老等全民基金持有。每年国企也分别根据市属、省属和国属，将一定比例企业收入转入并直接显示在对应地区社保及养老金个人账户上。企业领导的绩效考核、职工的奖金分配，与其上交多少挂钩。特别是石油、电力、高速公路、银行这类收益稳定的公共基础设施，其收益权都应优先由养老基金或社保基金持有。私人企业一经批准上市，社保、养老等公共基金就自动持有一定比例（比如30%）没有投票权但优先分红的公共权益股。公共权益股获得了对应收益后，股东和经理人才能分享企业所得。同样，该部分红利也直接打入并即时显示在每个居民的个人账户上。

第三步，通过“房改”，实现土地资本（生活资料）拥有的均等。战后成功进行了土改的经济，都实现了社会均富。在城市化的今天，耕地占社会总资本的比重降低。土地的资本属性，更多地体现在城市不动产上，特别是城市住宅上。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就是今天的“土改”。

在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住宅如同城市的股票，具有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重要功能。这决定了住房政策必居于所有城市化政策的核心。特别是在中国的土地财政制度下，不动产就相当于城市公司的股票——凡是参加了上一轮房改的人，都成为了今天的中产阶级（这类似于美国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凡是购买了股票的，都实现了个人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同步增长。）。城市住房具有远超当年耕地所有权重划的财富再分配效果。新加坡、香港的经济起飞，都肇始于组屋、廉租住房制度的建立（好的住房制度，不仅是消除贫富差距的基础，而且对实体经济竞争力也有着巨大的影响。惠誉的一份内部报告显示，由于廉价住房制度，使得新加坡劳动力成本显著低于竞争对手香港，从而使新加坡在综合营商环境，特别是在吸引地区总部方面得以胜出香港。我们的分析也显示，“先租后售”住房制度可以显著降低劳动力的成本，使单身职工可以在城市成家定居，解决了企业劳动力流动过大的难题。在经济下滑的阶段，以住房为核心的公共福利增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个人福利的上涨，抑制企业成本的增加，恢复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中国早年的城市住房，都是由政府建设，低价租给职工。但受当时财政能力的限制，城市住房只能覆盖较少城市人口。由于这部分公有住房不能计入个人资产，也无助于中产阶级的形成。1998年，中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根据工龄的长短，以成本价一次性出售给城市居民（很多市场原教旨信奉者想当然地认为，住宅问题的解决应当“由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但事实上，成功解决住房问题的国家，基本上都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1977年12月提出的《马丘比丘宪章( CHARTER OF MIACHU PICCHU)》指出：“住房不能再被当作一种实用商品来看待了，必须要把它看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二战前德国和意大利大规模建设工人住宅，英国战后也是由政府主导建设住宅，到撒切尔夫人执政，才一次性“房改”卖给居民。日本1955年，与我国现在城市化水平大体相当。但直到城市化完成，日本城市住宅基本上都是由政府主导提供的。川崎直宏（2011）在《日本公共住宅的历史作用及其展望》中回顾：“日本战后住宅政策的特点，可以从‘公营’、‘公库’和‘公团’这三大支柱支撑下的政策实施来获得线索。……以公营住宅为首的公共住宅供给制度，以及通过公库融资推动的自有住房政策，发挥了核心性作用。”而日本实行以市场为主导的住宅政策改革，则要到2000年之后，比我国1998年房改还晚了两年。）。现在“98房改”已被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成功的一项改革。正是这一改革，开启了中国经济长达十五年的持续高增长，也将当时的城市存量人口，造就成了中国最早一批中产阶级。

今天我们建议的“新房改”，只需复制当年的路径，让目前以租为主的城市化增量人口（城市“蚁族”和农民工等），也循“98房改”途径成为城市稳定的中产阶级。具体做法是用“先租后售”的方式将建设好的住房租给无房居民，十年后，允许补足成本差额后，获得完整的产权。举例而言，50平米的住宅，按每平米5000元成本计，一套25万元。每个月一个家庭支出1500元，一年租金1.8万，十年18万，届时居民只需补足7万元差额就可以获得完整产权（如果采用发行资产抵押债券（covered bond）的做法，政府不用出一分钱，就可以解决所有新市民的居住问题（吴伟科、赵燕菁，2007）。由于作为抵押品的住宅可以上市，违约或出现坏账的风险极低。事实上，由于资金需求极大，国开行对这一模式显示出浓厚的兴趣。我们的调查同时显示，几乎所有新市民——从大学毕业生、公务员、司机、清洁工，到农民工、服务员——都非常欢迎这一“新房改”。当前，商品住房已经严重过剩，此时，如果用“先租后售”保障房取而代之，使之像新加坡那样可以覆盖80%以上的城市居民，不仅有助于商品房去库存，为市场修复赢得空间，而且城市均富问题可以得到较大缓解。）。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市民，是未来中国消费市场增量的最大来源。这些人仅仅是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工具，还是同时成为未来消费的主体，差别就在于能否为他们提供稳定并能分享城市新增公共服务价值的住房。对于快速城市化的经济体，能否解决城市新市民（特别是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下滑的时候，住房问题对执政者能否获得社会支持尤其重要。新加坡独立时，没人相信这个国家可以常存。在极端困难的时刻，大规模组屋建设，使新生的政府迅速站稳脚跟。香港不久前的社会动荡，则同特区政府在过去十年房价飙升的周期里，疏于解决年轻人住房问题密切相关。而台北市新当选的市长柯文哲，上台百日，满意度高达80%。其中，“力推社会住房”满意率高达73%，仅次于“处理大财团承包公共工程的态度”（79%）。希特勒上台时，德国经济已经到达破产边缘，但通过个人住房建设，一夜间造就大批中产阶级，1933～1937年经济增长了102%。现在大家都记得德国以高速公路为代表的公共产品建设，其实，对造就中产阶级而言，比这更重要的是工人住宅建设。其中，仅1937年就建成30万栋以上。这些住宅都以极低的价格卖给贫困家庭。办法之一就是“先租后售”——工人把建好的房屋先租下来，开始一次性付300马克，以后每月租金付20马克，三年后这栋房子就归他所有了（见文聘元著《现代西方历史的故事》）。）。

第四步，尽快建立法治社会，严厉打击违章建设。要将违章建筑治理纳入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考核，并将“拆违”作为各级政府的核心工作；要率先垂范，首先从拆除政府、国企、党员、领导、富豪、明星的违章做起；要从舆论、学术理论入手，纠正同情违章、支持“小产权房”的错误舆论导向，孤立用极端手段勒索公共利益的“钉子户”；要仿效发达国家，将违章视同偷税、漏税，纳入法律渠道，严惩不贷；要禁止给违章及“小产权房”接入电力、道路、给排水、教育、消防等公共服务资源，对于违规为非法建筑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要予以重罚；要鼓励全民举报，并将个人违章计入干部考核、个人信用和犯罪记录，降低发现和处罚违章建设的成本，形成全民反违章的社会氛围。鉴于目前违章建筑里居住的多是低收入阶层，建设“先租后售”为主的公共住房制度，就显得更为重要。

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不是一句空话，能否有效管控违章，乃是治理能力最主要的标志（现在普遍对“小产权房”的危害认识不足，很少有人把违法建筑同经济绩效联系起来。理论界对于“小产权房”的认识更是分歧极大，同情甚至支持小产权的言论占据上风。比如，政协蔡继明委员就一直鼓吹小产权合法化。（见《让“小产权房”合法入市》，《经济》2014年03月26日）。秦晖甚至建议在深圳关外专辟出土地作为贫民区。理论的混乱极大地动摇了政府处置“小产权房”的决心，并造成舆论混乱。）。在公共产品主导的社会，必定是法治的社会。法律和规则必须成为全民的共识甚至信仰。没有对违章行为特别是建筑的成功管制，公共产品就不可能得到有效提供，就不可能爬出“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就注定会是一个二流国家。

第五步，遏制征地拆迁补偿标准的快速上升。缩小被征地地主分享土地增值的比例。征地拆迁补偿成本的急速上升，乃是一种变相的“免费搭车”，是导致近年经济下滑的直接原因（大部分的宏观经济的分析，都低估甚至完全没有考虑征地拆迁难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征地拆迁成本上升对于依赖土地财政支持公共服务的地方政府的影响，和石油价格下跌对依赖石油出口的俄罗斯的经济效果非常类似。俄罗斯80%的出口、70%的GDP和50%的财政收入都来自于能源，2011年到2014年，中国全国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分别为3.15万亿、2.7万亿、3.9万亿、4.3万亿，相当于同期地方政府一般性预算收入的60%、44%、57%和57%。石油价格对于俄罗斯政府相当于房地产价格之于中国地方政府。而石油成本对于俄罗斯财政的影响，则相当于土地的征地拆迁成本对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的影响。俄罗斯的预算是按照石油100美元/桶的价格制定的，成本大约40美元/桶左右，基本是刚性的，油价低于100美元，净收益就会减少，经济增长就会下滑。同样，如果征地成本进一步上升，地价低于征地拆迁成本，中国经济增长就会停滞甚至爆发危机。）。城市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产权在空间上的重组。因此，不可能在原有产权上自发完成。而空间重组必然涉及征地拆迁，古今中外城市化概莫能外。特别是公共产品的提供，首先必须面对的就是征地拆迁。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是因为无法控制产权重组的交易成本（主要是赔偿），而难以实现公共产品升级的。

过去十年，地方政府的最大失误，就在于没有控制住征地拆迁成本的飙升（对比新加坡当年征地拆迁就可以看出何以新加坡公共服务估计效率如此之高。当年新加坡一旦公告拆迁，立刻冻结所在区域农地价格作为征地标准。据李光耀回忆，几乎90%的征地都引发诉讼。但无一例外，都被法院以公共利益为由驳回。）。在舆论压力、维稳压力、政治压力下，地方政府官员为求升迁，在地价飙升的经济周期，擅自抬高征地拆迁补偿，给土地财政的可持续性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很多经济分析都注意到土地收益减少的危险（张智威，2015），但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土地成本上升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对大多数地方政府而言，征地拆迁难，才是导致经济下滑更直接的原因（在房地产下滑的周期，压低土地成本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同房价上涨的效果是等价的。）。在某种意义上，严厉打击违章以及擅自提高土地补偿标准，比几万亿固投更能阻止经济的下滑。如果坚持按照土地原用途市场价补偿，违章建筑不予补偿的基本原则征地补偿，同时打击拆迁从业人员与被拆迁户串谋，高达2万亿的征地补偿成本就可以降低一半，用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地方财力立刻就可以增加一倍！

一个世纪以前，孙中山先生（1906，1912）就在中国首次提出“涨价归公”的伟大思想（孙中山提出：“兄弟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比方地有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端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这社会的国家，决非他国所能及的。”（《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1906年12月）他在一次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中介绍亨利·乔治的学说：“他曾著一书名为《进步与贫困》，其意以为世界愈文明，人类愈贫困，盖于经济学上均分之不当，主张土地公有。其说风行一时，为各国学者所赞同。其阐发地价税之理由，尤为精确，遂发生单一税社会主义之……亨利之学说，深合于社会主义之主张，而欲求生产分配之平均，亦必先将土地收回公有。”（《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1912年10月14～16日）。）他关于土地收益获取与分配的远见卓识，时至今日仍无人能及。

六、结语：经济增长的分水岭

麦迪逊(Angus Maddison)按照1990年的美元价值计算，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为6725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21%。与1951年美国与日本、1967年美国与新加坡、1975年美国与台湾、1977年美国与韩国之间的差距相当。而这四个经济体的增长率在其后的20年，都实现了持续的经济起飞——日本的平均年增长率飙升至9.2%，新加坡至8.6%，台湾至8.%，韩国至7.6%。

日本1955年时城市化水平达到50%，与中国目前的水平相当。日本非但没有进入“新常态”。相反，从1956年到1973年，日本实现了长达18年136％的高增长。到1970年前后，日本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成了仅次于美苏的世界经济大国。如果说真的有所谓的“经济规律”，那么东亚的经验，恰好证明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是在“热身”，顶多是在高速滑跑，现在才应当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开始。关键是要找到起飞的油门。

日本和巴西的实践表明，“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并非“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失败”，“新常态”也不是什么“经济规律”，而是“个人消费向集体消费升级的失败”。我们只需聚焦两大目标：一是实现社会均富；二是杜绝公益漏失——唯有实现社会均富，公共产品才可能有效定价，潜在需求才可能变为有效需求；唯有减少公益漏失，公共产品才可能通过市场的途径实现充分供给。

最近的经济下滑，给政府的政策制定造成极大的压力。增加固投、激活资本市场、松绑房地产，中国经济似乎又回到应对金融危机的传统老路上。这些政策的支持和反对者，都大有人在，但却很少有人讨论这些政策的前提——资本的社会分布和公共投资的回收效率。从来就没有孤立的经济政策（比如固投，如果是投资道路，实际上是在向汽车拥有者转移财富；如果是投资电信，是在向有电话的人转移财富。同样，降息是在向投资者（股票或住房）转移财富。），资本分布状态不同，决定了同样的宏观政策是扩大还是缩小贫富差距（比如，在财富均布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收敛贫富差距；而在财富分布不均的条件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则会放大贫富差距。同样，汽车拥有分布均衡与否，决定了高速公路会缩小还是会扩大贫富差距。如果是后者，过路收费模式就是必需的。贫富差距是所有政策制定的前提。若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先跨越贫富鸿沟。不考虑这一前提，孤立地讨论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就是无意义的。）。

1803年法国经济学家萨伊（Say Jean Baptiste）提出了一个被称作“萨伊定理”的著名陈述：“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曾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指出：“一种货物一经产出，从那时起就给价值与之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萨伊定理（Say\’s Law）。）今天供需关系逆转，“萨伊定理”也随之转变为它的逆定理：“需求创造自己的供给。”在供给过剩的经济里，生产是被动轮，消费是主动轮。“治大国如烹小鲜”。政府无须过多干涉企业（哪怕是补贴，其效果也会非常有限。诸如审批制度改革、提高政府效能，只能减少经济运行的摩擦力，并不会直接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补贴和扶持只会带来更多的过剩。政府真正需要做的，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基础设施和市场制度）（有了发达的电讯网络，阿里巴巴和腾讯们，不用多少扶持，就会自然涌现；有了发达的高速公路，哪怕城市纷纷限号、限购，汽车工业还是会成为世界第一……。在生产过剩的经济周期里，只要有一个领域公共服务获得突破，这个领域相关的所有产业就会获得爆炸式的扩张。）。只要有足够的需求，生产者自动会创造有效的供给。

未来的世界，谁拥有市场并控制需求，谁就拥有了核心竞争力。在过剩的时代，中国要想在全球竞争中真正掌握主动，就必须建立起足以与对手匹敌的本地市场（亚投行依托投资争夺“一路一带”大市场，是在客场与对手竞争。而美国主导TPP(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则是依托本地市场形成的主场。）。因此，发达的本土公共服务市场，才是国际大棋局上真正的“胜负手”。

恢复增长无须眼花缭乱的对策。英国作家安德鲁·阿多尼斯（Andrew Adonis）说，伦敦需要解决的问题，“除了住房还是住房”（2015年4月20日，英国《金融时报》专栏“大伦敦的未来”作者西蒙·库珀的观点。）。阿多尼斯是伦敦人，工党成员，已册封贵族。在他看来，即使在今天，住房依然是城市问题的核心。未来中国最大的市场增量，就来自于已经进城和将要进城的大量农民。其规模是伦敦以及其他城市化已经完成的城市所不具备的。城市化政策的核心，就是围绕着这些新市民，将其潜在的需求转变为真实的需求。其中，可负担的住房是这些政策核心中的核心。

规则出来之前，不会有人知道比赛的结果。政策出来之前，也没有人能预言经济走势。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经济规律”，增长还是衰退完全取决于政策的选择（对“新常态”的三种预言，涵盖了经济所有的可能。但最不稳定的可能，就是第三种——维持现状。）。承认“新常态”不是无所作为地“接受”，更不是用“新常态”作为拒绝改革甚至革命的借口。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分水岭（3月23日下午，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以“中国下一阶段发展战略”为主题做了一个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目前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缺乏需求。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不仅在于个人消费增长，而应该加大公共支出、消费和投资以及对环境、城市建设的公共投资，包括公共交通、房屋、医疗、教育等。）。翻过这个分水岭，跨入发达国家的门槛就不过是水到渠成；翻不过去，就会长期困在“中等收入陷阱”中难以自拔。

世界上从来没有轻易的成功。

推动社会均富和消除“免费搭车”为什么只在极少数国家获得了成功？就是因为这两个目标的实现，无不涉及极其巨大的利益转移（特别是错过了在均贫的起飞阶段，即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机会后，庞大的财富的不均衡积累，意味着既得利益者具有了强大的反革命资本。）。能成功跨越这个分水岭的国家，无不是在危机和革命状态下，甚至在外力逼迫下，被迫躺上“社会革命的手术台”的（战后，战败经济体在经济增长方面的卓越表现，无不与其被迫彻底改造财富分布密切相关。反观战胜国则由于难以自我革命，财产带来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得以延续下来。虽然在战后供给不足阶段，两者增长效率差距不大，但进入过剩主导的中等收入阶段后，两者对公共产品升级带来的效果，很快便反映在经济增长绩效差异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经济学而言，不过是一道简单的习题，但对于政治家而言，却是高度危险和复杂的社会实践。由既得利益阶级所执政的“成熟、民主和常态”的经济体，鲜有通过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真正需要的，是政治意志和决心（自我革命在历史上并不多见。这就好像很少有医生会给自己开刀一样，哪怕他自己最了解自己的身体。）。面对即将到来的危机，现在的执政党做好了再次成为革命党的准备吗？

（赵燕菁，厦门市规划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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