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肖飒lawyer我们一直强调，被刑事追诉的行为如果是合法的民事行为，可能因此无罪或减刑。今天的案例中，行为被以集资诈骗罪起诉；但由于其成立民法上的表见代理，最终没有被以集资诈骗罪处理。通过这一案例，与大家分享民事行为是如何具体影响定罪的。

案件事实于某某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任某某银行某县支行行长、副行长。2013年1月至2015年8月，于某某为了处理不良贷款、满足业务指标，在对外负债、没有实际偿还能力的情况下，利用其分别担任某某银行某县支行副行长、行长的便利条件，虚构某某银行需要资金办理贷款调头业务、完成存款任务数等借款理由，辅之以高额利息为诱饵，在借条上违规私盖某某银行某县支行的行政公章和信贷合同专用章，以银行名义向他人进行借款。2014年9月25日，向某雄飞骗得人民币500万元，后归还100万元，造成实际损失400万元。2014年9月18日，向某子明骗得人民币65万元，后没有归还，造成实际损失65万元。2014年12月3日，向某凤骗得人民币600万元，后归还200万元，造成实际损失400万元。2015年1月9日、3月27日，向某绍平骗得人民币930万元，后归还425万元，造成实际损失505万元。2015年3月16日，向某盛公司骗得人民币200万元，后没有归还，造成实际损失200万元。2015年3月27日，向刘某1骗得人民币250万元，后没有归还，造成实际损失250万元。2015年4月15日，向某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骗得人民币500万元，后归还200万元，造成实际损失300万元。2015年4月27日，向范某骗得人民币373万元，后归还300万元，造成实际损失73万元。2015年4月30日，向某勇奇骗得人民币200万元，后归还190万元，造成实际损失10万元。2015年5月29日，向某洪林骗得人民币200万元，后归还9.6万元，造成实际损失190.4万元。2015年4月3日，向辉映福骗得人民币100万元，后归还50万元，造成实际损失50万元。2015年5月14日，向某岳骗得人民币380万元，后归还350万元，造成实际损失30万元。2015年5月20日至7月16日，向张某合计骗得人民币373.7万元，后归还3.75万元，造成实际损失369.95万元。2015年5月22日，向某平骗得人民币100万元，后没有归还，造成实际损失100万元。2015年6月4日，向张某某骗得人民币80万元，后没有归还，造成实际损失80万元。2015年6月4日，向某军骗得人民币10万元，后没有归还，造成实际损失10万元。2015年6月4日，向某晓骗得人民币20万元，后没有归还，造成实际损失20万元。2015年6月5日，向某杰梁骗得人民币200万元，后归还30万元，造成实际损失170万元。2015年6月27日，向王某某骗得人民币20万元，后没有归还，造成实际损失20万元。2015年6月29日，向某晓龙骗得人民币120万元，后归还30万元，造成实际损失90万元。2015年6月30日至7月8日，向熊某分三次骗得人民币合计122.5万元，后归还7万元，造成实际损失115.5万元。2015年7月7日，向某4举骗得人民币80万元，后没有归还，造成实际损失80万元。2015年7月8日，向陈某骗得人民币18万元，后没有归还，造成实际损失18万元。2015年7月10日，向蒋某骗得人民币200万元，后没有归还，造成实际损失200万元。2015年7月18日，向于某骗得人民币8万元，后没有归还，造成实际损失8万元。如前所述，于某某共向25人进行了非法集资，集资款达人民币5650.2万元。所得集资款用于偿还个人债务。行为共造成社会公众实际损失人民币3754.85万元。另经查，2014年12月4日、12月23日，于某某还利用担任某县支行行长的职务便利，挪用某县支行代收代管的某糖厂资金570万元用于满足业务指标、处理不良贷款；案发前已全部归还。

判决结果根据云南省保山市人民检察院保检公二刑诉〔2016〕206号起诉书：于某某的行为分别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集资诈骗罪、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追究其刑事责任。法院受理检察院起诉后，于2017年1月17日作出（2016）云05刑初208号刑事判决，宣判后于某某提出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7日作出（2017）云刑终371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根据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5刑初29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于某某滥用职权，致使国有企业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社会影响恶劣；鉴于其归案后认罪态度好，对被告人于某某从轻处罚。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于某某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争议焦点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于某某滥用职权、私自使用公章借款进行自己使用的行为是否构成《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对于本案事实认定问题，人民检察院、于某某及辩护人、某某银行分别有不同的看法。人民检察院指控：于某某无视国家法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其担任农行支行行长的便利条件，使用欺骗的方法，向25人非法集资人民币5650.2万元，数额特别巨大；造成社会公众实际损失人民币3754.85万元的严重损失，严重损害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符合《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此外，于某某利用职务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进行非法及营利活动，数额巨大；符合《刑法》第272条规定的挪用资金罪。于某某及其辩护人辩称：于某某在某县支行的行为虽然违规，但仍属于职务行为的范畴；其以某某银行名义进行借款，虽为个人使用，但符合表见代理的规定，是职务行为。因此，于某某客观上实施了欺骗行为，但没有实施骗取行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集资诈骗罪。综上，应当认为：于某某的行为不构成挪用资金罪；挪用资金只是借款中的一个环节。于某某的行为应构成《刑法》第168条规定的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某某银行某县支行认为：本案应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受案范围；银行不对于某某借款承担还款责任。理由在于，于某某在借条上加盖单位印章系骗取被害人信任的手段；被害人对借款不归农行使用是知情、恶意的；并且，借款最终归于某某个人使用；被告人于某某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因此，本案赔偿责任主体是于某某，于某某构成集资诈骗罪。

结合前述各方主张，可以发现：争议的焦点在于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但争议的核心问题在于，于某某借款是否成立表见代理。如果于某某以某某银行身份与被害人签订借款合同成立表见代理，则借款合同约束某某银行，于某某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成立集资诈骗罪。如果于某某签订合同不成立表见代理，则借款合同对某某银行不发生没有效力，于某某对借款有非法占有目的，应成立集资诈骗罪。而是否成立表见代理，合同法有明文规定。依据《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合同法》规定了表见代理的成立要件：1. 行为人无代理权；2. 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3. 相对人为善意；4. 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具备民事行为的有效要件。本案中：1. 于某某违反印章管理的规定，在借款合同上加盖公章，以某县支行名义向外借款；违反某某银行关于借贷的程序规定，属于无权代理。2. 于某某担任某某银行某县支行副行长、行长；且在借款合同上加盖了公章；足以使相对人相信其具有代理权。3. 于某某利用银行进行借款偿，目的在于还个人债务，相对人均认为自己借款给银行，不知于某某系违规使用印章发放借款；具有善意。4. 于某某与被害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成立且合法有效。综上所述，法院认为于某某利用自己某某银行某县支行副行长、行长身份，违规使用印章，向被害人签订借款合同骗取借款的行为是表见代理行为；代理行为有效，某某银行应依约承担还款责任。《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要求行为人：1.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2. 违反有关金融法律、法规的规定3. 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4. 扰乱国家正常金融秩序，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且数额较大。本案中，于某某的行为虽然违反了金融法律、法规规定，但其利用职务身份、使用银行公章签订合同的行为成立表见代理，银行最终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于某某对借款金额的占有，就并非直接对被害人进行诈骗、集资；而是对某某银行的款项的挪用、占有。因此，于某某的行为对象是银行占有的财物，而并非出借人出借的金额；其行为不符合集资诈骗罪中使用骗取方法进行非法集资的行为要件，也不具有对被害人财产的非法占有目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于沿江犯集资诈骗罪、挪用资金罪的定性有误。而根据《刑法》第168条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是指：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亏损，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以及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某某银行为上市、国有控股的国有企业；于某某身为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为了处理不良贷款、满足业务指标，违规借用高利贷，并使用印章进行借款偿还高利贷；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达3841.35万元；其行为符合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构成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而于某某挪用资金，只是借款中的一个环节，不作重复评价。

写在最后就规范判断而言，刑法秩序与民法秩序在部门法上相互独立，又在保护对象上相互融合。民法上也有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其保护范围和可归责的范围均宽于刑法，是刑法保护的法益的基础；其判断前置于值得刑法处罚的判断。本案中，由于表见代理的成立，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行为对象发生了变化；导致定罪出现较大差异。通过本案，“先刑后民”“先民后行”的讨论，是在保证法秩序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这一基础上进行。这一意义上，刑法和民法同作为社会统制的手段，具有相同的取向和交涉的余地。通过民事视角的精确观察，能够有效排除不具有应罚性和需罚性的合法行为。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感恩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