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处理

闫 坤1964年生，辽宁大连人，党的十九大代表，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城乡发展一体化智库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税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中国财政学会理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主要从事宏观经济与财政理论等研究。近年来，多次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课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已出版专著《中国县乡财政体制研究》《财政改革新论》《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研究》《日本金融研究》《透视财经》等5部，英文专著《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y》1部，合著《公共支出理论前沿》《转轨中的财政制度变革》《中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等13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财贸经济》《经济学动态》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500余篇，并荣获全国第五次（2012年）财政理论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15年度邓子基财税学术论文一等奖等多种奖项。曾多次赴美国、日本、新加坡、韩国、法国、德国、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讲学。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新时代：以新的主要矛盾标识新的历史方位》（2017年第12期）、《财税改革40年：挑战、主线、规律和未来改革思路》（2018年第10期）。

摘 要：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转轨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变革。财税改革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沿着与改革开放相同的“渐进式”之路前行。新时代我国财税改革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环境，肩负着更为艰巨的任务，要接受更大的挑战，因此，需对相关理论研究观点和改革实践历程进行分析，对40年财税改革的主线索和规律做出判断，在此基础上，形成下一轮财税改革的思路。

关键词：改革开放40年；财税改革；财政管理体制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背景下，改革开放作为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不断将历史的车轮向前推进。财税改革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兼后盾，为中国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提供了基础性保障。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将财政定位提升到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高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改革开放步入崭新阶段，财税体制也需要随之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一方面为改革“开路清障”，另一方面为开放“铺路搭桥”，牢牢巩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过程中的领先优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需要认清形势，全面把握新时代我国财税改革的环境、任务和挑战，带着问题回顾40年的改革进程，找到改革的主线索，做出具有规律性的判断，再回到当下，形成科学、准确的未来改革思路。

一 新时代我国财税改革的环境、任务和挑战

近十年，世界经济局势风云变幻，在经历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又卷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漩涡，尽管危机已经过去，但其影响还在。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已现复苏但动力不足，要重拾往日的辉煌，必须找到最佳路径。然而，在危机中各国财政元气大伤，难以支撑起国家治理需求，所以必须首先重振财政。但是，要想依靠刚有起色的本国经济迅速搭建起雄厚的财力基础很难，只有向外寻求出路，打响贸易战是必然。

我国经济虽然经受住了经济危机的考验，但已无法保持原有的高速增长，要承受住增速换挡的内部压力，同时，还要面对包括贸易战在内的外部压力。由于财政活动以资金运动为载体，与国家改革、开放、发展和稳定的各层面均能建立起联系，因此，在这样的国内外形势下，财政只能肩负起更大的责任，为新时代改革和开放、发展和稳定打下坚实的基础，提供牢固的支撑。

从改革的角度看，财税改革属于综合层面的改革，处于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各项配套改革之间，要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通过“以财行政”逐一落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略；另一方面通过提供改革的物质条件和基础支撑，引领其他各领域的配套改革。

从开放的角度看，财政处于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加速跨境流动的大潮中，要立足于国家和人民的权益，通过已经搭建的“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经济特区、自由贸易区等对外开放平台，致力于推动高质量的经济全球化，最终推动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发展的角度看，财政要围绕着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基本职能组织收入、安排支出、完善管理，为经济社会总体发展和企业、居民等市场主体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和支持。同时，财政要不断调整具体职能的边界，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进程。

从稳定的角度看，财政要通过政策性安排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以实现政府对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的双重调控。财政政策的优势除了作用直接、短期见效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存在自动稳定机制，可以通过自动稳定和相机抉择两重作用抑制风险因素，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目标。

然而，要让财政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上述所有重要方面都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支撑起新时代改革开放大局，就不能回避深层次的体制问题，而必须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自身，建立起现代财政制度。但这并非易事，因为当前的财税改革在发展、稳定、改革、开放层面均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挑战。

在发展层面，面对经济新常态、财政政策不断放宽的挑战。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其表现是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由之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降至2017年的6.9%、2018年上半年的6.7%，经济蛋糕扩张的脚步明显放慢。宏观经济稳定需要宽松的财政政策支持，所以，近两年我国以减税降费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取向从“更加积极”发展到“聚力增效”，不断出台新的减税降费措施，不断加深减税降费的程度。但与此同时，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了治理各领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我国财政支出责任越来越重，债务规模越来越大，要以财政的发展来支撑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难了。

在稳定层面，财政风险威胁地方财政稳定，税收的收入再分配功能羸弱也不利于稳定。在现行分税制体制下，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动机是客观存在的，即便在制度和政策制定时已经对其有所考虑，但实际上造成地方财政（尤其是基层财政）困难的局面一直没有实质性解决。在转移支付等制度不健全的前提下，巨大的地方财力缺口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压力，地方政府为了缓解财政压力普遍通过卖地和发债进行融资，随之而来的财政风险威胁着地方财政的可持续。与此同时，我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具有累退性，会导致收入越低承担税负越重的境况，从而弱化税收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对社会稳定也有间接影响。其原因是间接税以商品和劳务为课税对象，最终税负通过价格转嫁给消费者，而低收入消费者边际消费倾向往往较高，大部分税负就落到了低收入消费者的头上。所以，迫切需要加速调整税制结构，建立现代税收制度，重塑我国税收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消除不稳定因素。

在改革层面，预算制度和税收制度改革进入深水区，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随着财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新修订的《预算法》把各类财政性资金均关进了预算的“笼子”，税收征管体制和各税种的分项改革扎实推进，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已经建立健全，新一轮土地改革也在稳步向前。“渐进式”改革的策略是先易后难，当一项项改革目标陆续实现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就快到来。当预算制度改革必须面对全面绩效化，税收制度改革必须面对深度结构调整时，就必须加速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当前，地方主体税种受到“营改增”改革的冲击，而发债和卖地的不规范融资渠道大多又被封死，地方财政陷入困难境地。《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和《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的出台虽然带来了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东风”，但从改革一线看，其仍居于顶层设计层面，与现实之间仍然有很大距离，可操作性不强。

在开放层面，国际财政竞争愈发激烈，财政外交面临阻力。全球经济并没有出现期望中的危机后大面积复苏，各国不但从内部寻求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还从外部寻求增长的新机会，必然会产生对资源、市场的国际竞争，而减税是用得最多的工具，目前新一轮减税浪潮已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对本国的财税改革形成冲击。另外，以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财政外交也存在支持和反对两种声音。例如，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有人认为是掠夺资源和消化过剩产能的手段，是大国崛起的威胁；也有人认为有限的财政资源没有用在强国富民上，是高成本低收益的浪费，是对纳税人的不负责任。由于未被充分理解，财政外交的阻力不小。

可见，与改革开放同步，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财税改革也走进了攻坚期和深水区，加之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改革环境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财税改革要克服更多困难。为了攻坚克难，有必要回顾财税改革40年的历程，从历史中寻找最佳出路。

二 40年财税改革的主线索：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

40年的改革开放持续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即将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以此为节点，这一阶段的改革开放暂告一段落。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起点将对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需要抓紧推进自身改革，做好支撑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对接的准备。正因为处于两轮改革交替的关口，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视角来探析财税改革40年之路，把握重中之重，为开启新一轮财税改革做好准备。在此之前，我们先来梳理一下有关财税改革40年的理论研究观点。

第一，从阶段划分入手，对财税改革40年做总体的认知判断。高培勇（2018）将40年的财税改革分为五个阶段来认识：一是从改革开放初到实施分税制前，通过财政的“放权让利”为整体改革“铺路搭桥”；二是从分税制实施到公共财政提出前，通过制度创新令财税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三是从局部改革到全局改革，以公共财政为统领搭建整体性财税制度框架；四是从全局改革再到局部改革，通过税收、支出、预算领域的改革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五是从财税本领域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宏观棋局，通过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以保证财政发挥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作用。项怀诚（2009）以15年为限，认为改革开放前十五年是经济转型时期“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开放后十五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郭庆旺（2018）从我国经济体制变迁的角度将40年的财税改革划分为三个阶段：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的“利改税”“拨改贷”和“包干制”；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的简化税制、实行分税制和规范财政管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代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目标的财税改革。同时认为在40年中财政体制经历了“生产建设型财政”“公共产品型财政”和“国家治理型财政”三种形态，在新时代三种形态并存 。余英（2018）和白彦锋、罗庆（2018）以改革的主旨为依据，将40年的财税改革划分为四个阶段，基本上是以利改税、分税制改革、公共财政体制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设为各阶段标志 ，但在具体时点上稍有不同。主要因为白彦锋、罗庆（2018）还以财政开放为暗含维度进行划分：利改税阶段的财税改革还未走出国门，分税制改革成为应对我国和周边国家抵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坚实基础，随着分税制的进一步完善中国顺利度过国际金融危机并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现代财政制度建设为中国成为参与、推动、引领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有力支持。

第二，以局部改革为抓手，对财税领域各类改革做具体分析。吕冰洋（2018）梳理了40年我国税收制度建设的分步进展，其中：在流转税层面，通过增值税改革、增值税转型、营改增三个步骤建立起增值税为主导的商品税制；在企业所得税层面，通过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和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个步骤建立起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制；在税收管理层面，经历了分税制改革分设国地税、所得税分享改革部分管理权上收、国地税合并三个步骤 。李旭红（2018）将40年税制改革划分为四个阶段，在两步利改税阶段，国家通过税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以顺应市场经济发展及改革开放的需要；在双轨制阶段，通过给予外资企业税收超国民待遇以激励外资大量流入中国；在统一税制阶段，通过内外资税收制度统一的一系列改革为内外资企业打造公平的税收环境；在现代税制阶段，通过将财政可持续性、国际税收合作、数字经济等因素融入税制改革中，以推动现代税收制度的建立。 楼继伟（2013）从我国经济体制变迁的角度，将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改革以1978年、1993年为节点，划分为与计划经济、“双轨制”、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相对应的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倪红日（2018）将40年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划分为中央“放权”改革、分税制改革、以“共享”和“共担”为特点的央地财政关系调整三个阶段。曾康华（2018）将财政体制改革走过的40年历程理解为中央、地方与企业之间权责匹配的财政体制循序渐进的建设过程 。

第三，立足于新时代的新目标，对未来财税改革的重点做展望。高培勇（2018）认为，在从“财政公共化”走向“财政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是下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因为它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础和支撑，而后者是现代国家治理领域最重要的关系链条之一 。贾康、刘薇（2017）认为在全面改革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有六个方面：一是以政府扁平化改革为框架；二是以合理调整事权为匹配逻辑；三是以税制改革为配合，完善政府间收入划分改革；四是以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体现事权优先原则；五是以建立现代公共预算管理制度为基础性支撑；六是以举债权和产权管理为重要组成要素。余英（2018）认为未来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推进教育、医疗卫生、交通运输、环境保护等分领域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而税收制度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加快健全地方税体系和完善税收法律制度框架 。倪红日（2018）认为目前正在形成的“共享”和“共担”为主的财政管理体制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地区间的财政支出差距。其基本框架是：央地收入划分以共享收入为主，逐步适度扩大地方税种；逐步提高中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转移支付制度逐步规范，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逐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将常住人口人均财政支出差距控制在合理水平 。

可以看到，几乎所有以分析财税改革40年为主题的文章，都会为以下关键词花费笔墨：“统收统支”“分灶吃饭”“财政包干”“分税制”“提高两个比重”以及“事权”“财权”“财力”“支出责任”等等，而这些关键词主要用于描述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属于财政管理体制范畴。即便是研究税制改革40年的专题，也绕不开各税种的中央税、地方税、共享税的属性；即便是研究预算改革40年的专题，也绕不开中央财政收支预算和地方财政收支预算，绕不开各级政府债务管理。还需要看到，已有研究对未来财税改革的展望聚焦于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甚至每一条建议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这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财税改革40年历程的主线索是财政管理体制的发展，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变迁。

改革实践能够充分印证这一判断。回顾40年财税体制改革的实践历程：从1978?1993年，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国开始了以“分灶吃饭”为基本取向的财税体制改革，具体经历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多种形式包干”等几个改革阶段。1994年开始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进行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支出范围、收入的划分，还建立了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从1994年至今，在分税制框架内推进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包括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财政支出管理体制改革、所得税分享改革、《预算法》修订、“营改增”改革、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改革、转移支付制度改革、资源税改革，以及开征车辆购置税、出台环境保护税法、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调整相关税种收入中央地方划分比率。

这些改革紧紧围绕着市场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具体要求，对改革开放全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也要看到，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差异扩大、基层财政困难带来地方财政债务风险加剧、土地财政问题日益严峻，究其根源，在于中央与省级财政关系不完善、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关系不稳定、不规范。这与改革选择“渐进式”路径有关，与其他改革相比，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最难，所以放在了最后，因而导致了上述种种问题。201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对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所须推动的三项改革设立不同的目标要求，对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要求“取得决定性进展”，对税制改革要求在立法、推进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在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面要求“基本达成共识”。可见，对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是三项改革中程度最轻的，足见其难度。方案要求2020年各项改革基本到位，可以说，另外两项改革的目标要求已经基本实现，要再向纵深推进，需要依靠三项改革联动。从目前来看，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已经成为“木桶的短边”，必须奋起直追，直到满足可以发起三项改革联动的条件。因此，未来的财税改革需要更加突出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线，理顺央地财政关系，才能早日实现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财税改革目标。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财税改革的部署来看，财税改革的主线日益突出。十八大对财税改革的三方面要求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的步伐，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其中每一项要求的落脚点都是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从中可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落脚点是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对预算、税收、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要求分别是改进、完善、建立，说明中央看到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的滞后性和紧迫性，明确了“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改革主题。《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进一步明晰了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路线图：在保持中央和地方收入格局大体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促进权力和责任、办事和花钱相统一，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十九大将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提到了预算改革、税收制度改革之前，置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首位，为深化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提供了最好的时机，改革内容被明确为“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此后，国务院相继推出“指导意见”和“改革方案”，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指导意见”是属于改革的顶层设计，有明确的时间表、任务书，但其所明确的改革事项仍是抽象的，难以对接到执行层面，而且其最重要的部分是划分原则，但这些原则均是财政事权划分原则，而对于支出责任划分，仅仅提出“做到支出责任与财政事权相适应，谁的财政事权谁承担支出责任”，在现实中，这对于指导支出责任的划分是远远不够的。“改革方案”只针对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其中的划分方案和比例实际是《“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中的一部分，而后者是一份综合性的发展规划，涵盖很多部门，没有突出强调财政性，相应的测算也相对粗略。因此，只能说改革的进展还是很缓慢的，需要加大改革力度，早日推出具有可靠理论依据，更具实践价值的详细划分方案。

三 40年财税改革规律与未来改革思路

在确定了财税改革40年历程和未来财税改革的主线索为“通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理顺央地财政关系”后，还需要把握40年财税改革规律，在尊重规律的前提下，思考未来财税改革的各项问题。在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我们探寻40年的财税改革规律，发现其可以用“渐进式改革”“集权与分权”“积极性”“基数”“事权、财权、财力、支出责任划分”等关键词来描述。

第一，40年财税改革遵循“渐进式改革”路径。财税改革既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也是市场化改革的先导，从改革模式上需要与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相适应，遵循着“先收入改革、后支出改革”和“先边角改革、后核心改革”的渐进式改革路径 。目前，收入改革、边角改革部分已经基本完成，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急需现代财政制度支撑的当下，我国选择将支出改革融入核心改革??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央地财政关系，改革路径就是“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管理体制。

第二，40年财税改革向着“分权?集权?分权”的方向迂回式前进。在实施分税制改革前，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是“放权让利”，下放权力到地方，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形成强大的动力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但由于过度分权导致了“两个比重”下降、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弱化、地方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等负面问题。正因如此，我国实施了以集权为取向的分税制改革，重振中央财政。在中央和地方收支划分后，形成中央收入占比高于地方、地方支出占比高于中央的收支格局，为了收支格局的稳定，建立了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既保障地方财政收支平衡，也保障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此后又有提高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税率并将提高部分划归中央、逐步提高印花税中央分享比例、提高所得税中央分享比例、将原属于地方收入的营业税通过“营改增”实现过渡期中央地方五五分成、建立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新机制、将车辆购置税、船舶吨位税、成品油消费税收入划归中央等改革举措，均是集权取向的改革。分税制虽然显著增强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重要基础，为企业提供了公平、规范的发展环境，但也出现了因中央地方分工不当、权责不对等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大而累积了巨额债务，以及为弥补收支缺口而对土地过分依赖，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受挫。目前，我国经济增速换挡进入新常态，需要重振地方政府活力，即要让地方财政恢复元气，因此，将开启新一轮以“分权”为取向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由于目前需要保证中央宏观调控的力度，着力稳定增长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以暂且在保持中央和地方收入格局稳定的前提下，通过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来实现权责对等，之后，再推动收入划分改革，实现向地方分权。

第三，40年财税改革以调动各方积极性为载体。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分别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向农户放权的手段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通过实行两步“利改税”、承包经营等向企业放权的手段调动国有企业的积极性，通过“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改革等向地方政府放权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后来尽管为了提高“两个比重”调动中央的积极性而实施了分税制，但时刻注意了保障地方的既得利益，通过基数加增长的策略保持地方积极性。此轮财税改革最终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又被重提。可见，调动中央和地方积极性是财税改革不可忽视的重要载体，如果财税改革让任何一方的积极性受挫，就说明改革仍在路上，还不彻底。

第四，40年财税改革以“基数”作为重要缓释工具。在40年财税改革的每一阶段均可以发现“基数”的影子。最初“划分收支、分级包干”改革中就有“以1979年财政收支预计数为基础，经调整后确定包干基数”的做法；随后“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改革中又有“以1983年决算收入数为基础，核定分成基数，确定分成比例”的做法；再后来分税制改革中有“税收返还额在1993年基数上逐年递增，递增率按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平均增长率的1∶0.3 的系数确定”的做法；最后“营改增”改革中也有“以2014年为基数核定中央返还和地方上缴基数”的做法。此外，在建立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新机制时有“以2003年出口退税实退数额为基数，超基数部分的退款额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按照75:25的比例分别负担”的做法。正是因为财税改革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动的是既得利益，可能出现阻力，为了保证“渐进式”改革性质不变，便以基数作为改革的缓释工具，用于每一次央地财政关系调整的改革中，然而虽然实现了“渐进”的初衷，但也给改革冠以较大的不彻底性。

第五，40年财税改革以“事权、财权、财力、支出责任划分”为基本着力点。虽然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开始，我国才正式提出“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原则，此后这一原则依次调整为“财权与事权相匹配”“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但事实上分税制以前“放权让利”的财税改革也是调整的事权和财权划分。因此，事权、财权、财力、支出责任划分在不同时期的改革中分别充当了改革的基本着力点。原因是事权、财权、财力、支出责任是政府间财政关系构成的四个要素，它们的归属和配置反映着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纵横交错的财政关系 。

在认识到上述五条规律后，新一轮财税改革的思路就逐渐清晰。

首先，仍要遵循“渐进式”改革路径，根据市场化改革的节奏，完成“支出改革”和“核心改革”，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管理体制，进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待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开启后，着力探寻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改革之路。

其次，在经济新常态趋于稳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后，可以推动新一轮以分权为取向的财税改革，即启动收入侧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在中央和地方之间重新划分收入，全面调整央地财政关系，在保障中央积极性的前提下，通过重建地方税体系，着力提高地方积极性。需要强调的是，新一轮财税改革的关键词应为“适度分权”，防止产生因过度分权而带来的一系列后遗症。

再次，由于时代已发生变迁，需要逐渐清理旧体制的遗留问题，尤其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问题。这就需要逐渐改革税收返还制度，让分税制更加纯粹。同时，在新的改革中尽可能少地使用基数，防止地方政府为做大基数而采取各种极端的行为干扰市场。

最后，根据事权、财权、财力、支出责任划分的关系，把握改革逻辑。事实上，此前的财税改革对于事权、财权、财力、支出责任的几轮调整也并非简单的排列组合，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判断：一是事权和财权处于权利层面，分别对应财政的收入和支出；二是事权和支出责任处于权责层面，均对应财政支出，两者应该对等。由此可见，“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是跨越收支两个领域的更高目标，而“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则是同在一个领域的相对初级的目标，那么这里的改革逻辑就很明确了，先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实现支出方的权责对等，再以事权划分为依据划分收入（财权），实现收支权利的匹配。

（来源： 《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0期）

【改革开放四十年专题】郭朝先：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工业发展主要成就与基本经验

摘要：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工业发展取得全方位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工业总量快速增长，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中国工业国际地位显著提升，成为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工业行业结构持续优化，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工业技术进步扎实推进，“两化”融合日益深化；工业节能减排成效显著，绿色发展水平大幅度提升；工业对外贸易量质齐升，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引进来”成绩斐然，“走出去”如火如荼。中国工业发展极大地推进了工业化进程，按照测算，中国现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中国工业化是大国工业化、压缩型工业化、新型工业化，具有世界意义。中国工业发展和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功，基本经验值得总结，主要是：坚持深化改革，不断解放工业生产力；坚持对外开放，成功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坚持“五化协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构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探索适宜的区域工业化路径。

关键词：中国改革开放40年；工业发展；主要成就；重要特征；基本经验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资助。

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实质是工业化进程。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是全方位的，而其中最辉煌的篇章之一就是工业的发展成就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显著地改变了中国在世界舞台的角色和地位。本文回顾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工业发展历程和主要成就，阐述中国工业化重要特征，总结中国工业化成功的基本经验，可为后发国家推进工业化进程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工业发展的主要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发展历程大致可分3个主要阶段：第1阶段（1978?2000年），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工业结构纠偏，轻重工业同步发展。到20世纪末，中国轻纺工业产品已经出现过剩，买方市场已经形成，这个阶段随之结束。第2阶段（2001?2014年），资本密集型产业主导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开始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间点相契合。这一阶段开始，中国重化工业重新加速发展，这与计划经济时期重化工业优先发展不同，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发展的自然结果。随着“三期叠加”的到来，工业增速明显下降，这个阶段也随之结束[“三期叠加”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2013年前后为适应新常态对经济形势作出的重要判断，具体指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第3阶段（2015?至今），技术密集型产业主导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加速发展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助力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这个阶段以《中国制造2025》出台为标志，正式提出制造强国战略“三步走”规划，促进中国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转变。

（一）中国工业总量快速增长，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实现了世界罕见的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工业化水平大幅提升。1978?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从3678.7亿元增加到827122亿元，按名义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4.9%；2017年GDP定基指数为3452.5（1978年=100），按不变价格计算，GDP年均实际增长9.5%，其中，1978?2017年工业增加值从1621.5亿元增加到279997亿元，按名义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4.1%；2017年工业增加值定基指数为5405.1（1978年=100），按不变价格计算，工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10.8%（高于同期GDP实际增速）。从工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看，1978?2017年的40年时间里，其中有17个年份工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有3个年份超过60%），贡献率小于30%的年份只有9个，另有14个年份工业对GDP增长贡献率介于40%～50%（见图1）。

图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增长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7）》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整理

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一些工业产品则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甚至达到人手1部（如手机），或者1个家庭1台（如彩电、电脑、空调）的状况。表1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代表性工业产品增长情况，较改革开放初期，一些产品，如家用电冰箱、集成电路等增长了千倍以上，另外一些产品如空调、洗衣机、彩电、电脑、手机等则增长了万倍以上，即使一些产品，如钢材、水泥等仅增长20倍，也意味着年均8%以上的增长率。

表1 改革开放以来代表性工业产品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整理

中国工业品产量在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中国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钢铁、水泥、汽车等220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1位［1］。据计算，中国下述工业产品产量据世界第一，全球占比分别为：生铁59%，煤炭50%以上，粗钢45%以上（超过第2至第20名的总和），造船41%，水泥60%以上，电解铝65%以上，化肥35%，化纤70%，平板玻璃50%以上，汽车25%，手机出货量70%，集成电路出货量90%［2］。另据统计，一些新兴工业产品如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等市场规模也位居世界前列。2016年中国智能手机销量在世界市场的总占有率超过20%，新能源汽车销售51万辆，位居世界第一［3］。

（二）中国工业国际地位显著提升，成为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从与主要工业生产大国比较看，中国工业发展的成绩更是凸显[制造业是工业的主体部分，在我国制造业占工业的比例在80%或90%以上，在某些国家，制造业和工业是同义语。]。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折算成美元仅为963亿美元（现价），规模总量不及美国的1/6，日本的1/3，德国的1/2。但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200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4863亿美元（现价），总量规模开始超过德国，排名世界第三；进而，2006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11568亿美元（现价），规模总量超过日本，排名世界第二；进一步，在2011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达到30201亿美元（现价），规模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见图2）。2015年，中国制造业规模总量已是美国的1.3倍，日本的4.2倍，德国的4.8倍。随着规模继续壮大，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制造业的比例进一步提高，由2010年的18%提高到2015年的25%，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

图2 工业生产总值的国际比较

数据来源：联合国数据库（http://data.un.org/）

此外，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数据，近年来世界工业年度增速在2%～4%徘徊，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速仅在0%～2%，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也多在4%～6%。而中国工业经济年均6.7%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是推动全球工业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4］。

（三）工业行业结构持续优化，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内部结构持续优化，进入21世纪以来，工业内部结构加速优化发展。图3显示，2000年以来，装备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持续上升，资本密集型产业占比较高但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高耗能行业在2016年之后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我国工业分为41个行业。装备制造业包括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8个行业。]。装备制造业是指“生产机器的机器制造业”，是国家的“总装备部”，在工业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2000年装备制造业在工业中占比显著提高，2016年较2000年提高了6.5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工业水平和工业科技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在2006年之前，高耗能行业在工业中的占比保持摇摆甚至上升的状态，2006年后，在国家一系列节能减排和压缩过剩产能政策的作用下，高耗能产业所占比例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这为中国工业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尽管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有许多交叉的部分，但2009年之后资本密集型行业所占比例逐步下降而技术密集型行业所占比例逐步上升确实是一个基本趋势[根据前述定义，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并不是一个互斥的概念，而是有交叉项的概念。其中，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4个行业既是资本密集型行业，也是技术密集型行业。]。这说明，中国工业结构转型正在逐步开启由资本密集型行业为主导的阶段向技术密集型行业为主导的新阶段。

图3 工业行业结构变化（以资产占比计算）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提供数据整理

近年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发展。从行业增速看，传统产业中符合转型升级方向的细分行业增长较快，如合成材料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稀有稀土金属冶炼等细分行业以及与居民生活和消费密切相关的医药类和消费品类行业大部分实现2位数的增长。从产能调整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钢铁、煤炭、石化、建材等传统行业的过剩产能减量调整不断推进，市场供需关系得到改善，企业生产经营环境改观，盈利能力增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同时，顺应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的新产品不断涌现。2013?2016年，光电子器件产量年均增长27.1%，光缆年均增长19.1%，移动通信基站设备年均增长33.1%，电工仪器仪表年均增长17.8%，太阳能电池年均增长22.1%，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年均增长45.7%，环境污染防治专用设备年均增长12.7%。近两年，随着智能、绿色、高端产业的快速发展，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光电子器件等新兴产品均实现了年均百分之几十的高速增长。从国际分工看，传统产业依靠创新驱动，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分工地位逐步提高，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的状况逐步改善，高精尖特种钢材赋予了钢铁行业转型升级的新动力［4］。

（四）工业技术进步扎实推进，“两化”融合日益深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工业企业科技创新活动，重视技术的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工业技术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限于数据的可对比性分析，本处仅计算2004年以来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创新情况。]。从科技投入角度看，2016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企业已达86891个，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机构人员数292.4万人，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10944.7亿元，2004?2016年三者分别增长4.1倍、3.5倍和8.9倍，年均增长14.5%、13.4%和21.1%，工业企业研发人员和研发资金投入显著高于同期全社会投入。从科技创新的产出看，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发明专利申请数、有效发明专利数分别达到71.5万件、28.7万件和77.0万件，是2004年的11.1倍、14.0倍和25.4倍，年均增长22.2%、24.6%和30.9%；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已达到17.5万亿元，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15%，较2004年增长6.7倍，年均增长18.5%，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比例提高3.5个百分点。工业企业持续的科技进步已成为驱动中国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由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17年的第22位，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中第1位［3］。

近年来，中国工业技术进步持续深入发展，创新成果斐然，高速铁路、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量子通信、大飞机、载人深潜、射电望远镜、超级计算机等一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科技成果涌现。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中国自主研制的大飞机C919和支线飞机AＲJ21等产品顺利下线和试飞成功，中国标准动车组成功完成420km/h交汇试验，国产钻井平台实现深海海上气田开发，载人深潜取得突破，国产高档机床关键功能部件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国产掘进装备突破大于12米盾构技术并实现工程化应用，采用自主研发芯片的世界首台10亿亿次/秒超算系统“神威?太湖之光”居世界之冠。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中国具备成熟的大型水电设计、施工和管理运行能力，风电关键零部件基本国产化，在建核电机组数量世界第一。在智能制造领域，中国高精度数控齿轮磨床等产品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数控一代”应用示范工程研制专用数控系统及相关设备350余种，推广应用22.3万台套，高性能大型金属构件激光增材制造、分布式控制系统、自动染色成套技术与装备等一批长期以来依赖进口的项目实现突破[根据国家统计局撰写的“创业创新蓬勃兴起新兴产业茁壮成长??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之三”“工业经济保持稳定增长新动能引领结构调整??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之八”“科技发展成效显著创新驱动加力提速??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之十六”系列报告整理。（引自国家统计局网站2017-07-28）]。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条件下，又面临着信息化的挑战和机遇，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的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两化融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近年来，在《中国制造2025》《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规划（2016?2020）》《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年）》等一系列政策引导下，中国“两化”融合加速推进，日益深化。据统计，2015年，信息技术对企业各环节的渗透加深，数字化研发工具的普及率达到61.1%，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45.5%[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规划（2016?2020）》，工信部规〔2016〕333，http://www. miit.gov.cn/ n1146295/ 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5338237/ content.html，2016年11月。]。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评估，中国“两化融合”发展指数已经由2011年的52.73增长到2015年的72.68[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2015年度中国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水平评估报告》，https://www.image.ccidnet.com。]。制造业智能化发展取得新进展，生产设备智能化改造加速，智能产品生产快速发展；基于互联网的个性化定制、服务型制造等新模式和工业云、工业大数据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信息技术的支撑服务能力加强，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向制造业深度渗透。随着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智能制造日益发展，中国不仅涌现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智能制造项目，更涌现出了像COSMOPlat（海尔集团）、树根互联（三一重工）、航天云网（中航科工）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项目。

（五）工业节能减排成效显著，绿色发展水平大幅度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工业绿色化发展压力和动力明显提升。“十五”期间（2000?2005年），中国就提出到2005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比2000年减少10%的目标。“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提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目标。“十二五”期间（2011?2015）又提出了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单位GDP能耗下降16%；非石化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提高3.1个百分点，从8.3%提升到11.4%；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8%～10%不等的目标。《中国制造2025》则更具体提出了今后工业绿色发展主要目标：到2020年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二氧化碳排放量、用水量比2015年分别下降18%、22%和23%；到2025年则比2015年分别下降34%、40%和41%；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则从2015年的65%提高到2020年的73%，并进一步提高到2025年的79%。

在人们要求绿色发展和一系列规划、计划和政策的作用下，中国工业节能减排强力推进，成效显著。2000年以来，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大幅度下降。尽管工业能源消费总量仍在大幅度上涨，由2000年的10.38亿吨标准煤上升到2017年的29.63亿吨标准煤，年均增加6.37%，这主要是由工业规模总量扩张引起的。但是，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能源消费量则处于下降过程中，由2000年单位工业增加值能源消费量的2.58吨标准煤/万元，下降到2014年的1.06吨标准煤/万元，年均下降5.10%。另据统计，201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比2012年累计降低24%，高于单位GDP能耗降低幅度6.1个百分点，年均下降6.6%。按照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计算，规模以上工业累计节能约7.9亿吨标准煤，占全社会节能量绝大部分（90%以上），全国单位GDP能耗的降低主要是由工业贡献的（见图4）［5］。

图4 中国工业能源消费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提供的数据整理，其中，2016年和2017年数据为快报数

从工业用水量情况看，在2011年之前，工业用水总量呈上升态势，而在2011年之后，工业用水量则呈现绝对下降态势（见图5）。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呈现持续下降态势，2004年，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186.8m3/万元，2017年下降到46.8m3/万元，年均下降10.1%。

图5 中国工业用水量和用水强度的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和“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整理

从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看，2000年以来中国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呈下降趋势。表2显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总量先升后降，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在2005年达到1980.5万吨的峰值后开始不断下降，2015年比2005年减少248.9万吨，下降幅度达到12.6%；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同样在2005年达到最高值243.1亿吨，2015年下降到229.9亿吨，降幅5.4%；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则持续减少，2000年到2015年，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从704.5万吨下降到352.6万吨，下降了50%。

表2 中国工业污染物排放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

（六）工业对外贸易量质齐升，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出口贸易持续增长，且结构不断优化，其中工业制成品和高技术产品表现尤其突出。图6反映了中国1995－2016年对外贸易增长与结构变化情况。与1995年相比，2016年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工业制成品、初级产品进出口贸易分别增长12.1倍、12.4倍和10.9倍，其中，高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增长34.3倍。工业制成品占进出口贸易总额比例提高1.6个百分点，相应初级产品所占比例下降1.6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产品所占比例则提高19.2个百分点[考虑到引用最新数据问题，本处文字部分列出了2016年数据与1995年数据对比情况，实际上，2013年我国对外贸易的表现甚至好于2016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影响，2012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长率低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长率，这和此前阶段是完全不同的态势。受全球经济和贸易形势的影响，我国对外贸易2012?2014年中低速增长，2015年之后呈现负增长态势。]。若从出口看，2016年商品出口贸易总额、工业制成品、初级产品出口贸易较1995年分别增长13.1倍、14.7倍和3.9倍，其中，高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增长58.9倍。工业制成品占出口贸易总额比例提高9.4个百分点，相应初级产品所占比例下降9.4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产品所占比例则提高22.0个百分点。从贸易竞争力指数看，总的货物贸易竞争力指数总体上持续上升，从1995年的0.06上升到2016年的0.14，工业制成品贸易竞争力指数则从0.08上升到0.27，其中，高技术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则从－0.37上升到0.07，逐步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竞争优势[贸易竞争力指数（TC指数）是进行国际竞争力分析时常用的测度指标之一，它表示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即TC指数=（出口额－进口额）/（出口额+进口额）。该指标均在－1～1，其值越接近于0，表示竞争力越接近于国际平均水平；该指数为－1时，表示该产业只进口不出口，越接近于－1表示竞争力越弱；该指数为1时表示该产业只出口不进口，越接近于1则表示竞争力越强。]。

图6 中国1995?2016年对外贸易增长与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25.8万亿元，同比增长5.7%，首次超越美国跃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也是首个货物贸易总额超过4万亿美元的国家，创造了世界贸易发展史的奇迹。此外，2013?2016年，一般贸易进出口占比逐年扩大，分别为52.8%、53.8%、54.0%和55.1%，2016年占比更是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规模分别为8.4万亿元、8.7万亿元、7.7万亿元和7.3万亿元，占比分别为32.6%、32.7%、31.5%和30.2%，均呈下降趋势，贸易方式进一步优化［6］。

世界经济论坛《2015?201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在14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28位，比2012年提高1位，在发展中国家名列前茅［7］。这其中，工业领域的国际竞争力表现尤其突出，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竞争力指数最新结果显示，中国与德国、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一并成为全球5个最具工业竞争力的国家。另据德勤有限公司和美国竞争力委员会对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的研究结果，2016年中国、美国和德国被列为世界最具制造业竞争力国家的前3位［4］。

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在五大制造业部门（高技能创新产业、中等技能创新产业、资本密集型加工业、产品加工贸易、低技能劳动密集型贸易）中，前十大出口国（按国内增加值计算出口总额）基本上是高收入国家，但中国是个例外。1995年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方面已经位居第二，仅次于意大利，并在2002、2007和2011年成为该部门最大的出口国。1995?2011年，中国在崛起成为制造工厂的过程中，高技能和中等技能创新产业的出口也日益突出。比如中国1995年尚不在全球高技能创新产业前十大出口国之列，但2002年上升至第8位，并于2007年迅速成为这个部门的最大出口国。同样，在中等技能创新产业中，中国2002年尚不在前十大出口国之列，但2007年之后成为第四大出口国[Mary Hallward-Driemeier，Gaurav Nayyar. Trouble in the Making? The Future of Manufacturing-Led Development. 世界银行工作论文“中国经济报告”，2018-04-22。]。

（七）“引进来”成绩斐然，“走出去”如火如荼

一方面，在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下，中国很快将吸引和利用外资作为对外经贸工作的重点，认为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对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基于此认识，中国以最优惠政策包括税收、土地、收费等吸引外商投资，加上中国庞大的劳动力队伍和低工资以及较低的环境管制，承接国际产业大转移，通过“引进来”，不仅引进了资金，而且引进了技术、管理、供应链、品牌、营销渠道等，使中国迅速融入全球产业链，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多年来在利用外资方面居于发展中国家首位，其中工业利用外资占据大部分份额，在2009年之前，占总的外商直接投资比例50%以上，在2005年之前一般在70%以上，只是近年来，这一比例有所降低，服务业成为利用外资的主要领域。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对外投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多双边务实合作深入推进，“走出去”的步伐也不断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是实现跨越式增长。自2013年秋季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产能合作项目迅速开展，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正在加快形成。据国家统计局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初具规模的合作区56家，累计投资185.5亿美元，入区企业1082家，总产值506.9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17.7万个［7］。

图7显示了中国工业实际利用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情况。在2011年之前中国工业实际利用外资规模逐年增长，2011年达到548.3亿美元的峰值，此后，工业利用外资出现负增长，服务业替代工业成为利用外资主战场。而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2007?2013年中国工业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年均增长31.4%，2013年中国工业对外投资已经突破300亿美元，此后，中国工业对外投资进入了一个新的平台期。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已经超过利用外资，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工业对外直接投资额也将超过工业实际利用外资额，工业将成为资本净输出领域之一。

图7 中国工业实际利用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情况

资料来源：由《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整理

二、中国工业化的重要特征

中国工业发展极大地推进了工业化进程，按照测算，中国现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8］。中国工业化有3个最重要特征。

（一）中国工业化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国工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工业化进程，是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工业化，这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伟大的现代化进程。从世界工业化史看，经过二三百年的发展，全球也只有约10亿人实现了工业化，而中国的工业化则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大国的工业化，因此，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对整个人类的工业化进程具有“颠覆性”的影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将改写人类历史。

（二）中国工业化是“压缩型工业化”

中国用60～70年时间（即使从新中国成立时算起，也不到70年）走过了发达国家二三百年工业化进程。到2015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指数达到84，中国工业化水平快速地推进到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8］。不过，这种“时空压缩型”的工业化也存在工业基础不够扎实，技术原创性不足，产品精致化程度不高，工业文明尚未深入人心等问题，需要假以时日，不断巩固、夯实和提高工业化成果。

（三）中国工业化是新型工业化

中国所进行的工业化，面临着与发达国家当年实现工业化所完全不同的环境，尤其是在面临信息化条件下，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因而中国要实现的工业化并不是传统意义的工业化，而是新型工业化道路下的工业化。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将新型工业化道路概括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从而达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人力资源优势能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则强调：“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工业化具有极大的区域不平衡性，中国各地区工业化进程差异之大在世界工业化史上实属罕见。到2015年，在31个省市区中，12个处于工业化中期，16个处于工业化后期，3个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地区差距仍然较大［8］。因此，中国要完全完成工业化任务，仍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三、中国工业发展和工业化的基本经验

中国工业发展成就巨大，中国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功，基本经验值得总结。

（一）坚持深化改革，不断解放工业生产力<span styl